《淮南主术训》篇与《庄子主术训》篇的孔子素王论比较.docx

《淮南主术训》篇与《庄子主术训》篇的孔子素王论比较 孔子在历史上有不同的形象。这种差异反映了不同儒家师生关于政治、理性和制度安排的思想的差异和斗争。孔子的“素王”形象兴起于汉初,复兴于清季。在现代世界中,启蒙论述力图删除这一形象,从熊十力、牟宗三到蒋庆等新儒家则致力于恢复该形象。孔子的“素王”形象奠基于《春秋》公羊学的孔子素王论,值此儒学特别是公羊学复兴之即,我们有必要对孔子素王论的思想结构加以审理,此为审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论争所必需。 一、 《主术训》篇中的孔子素王论 “素王”本为道家术语,《庄子·天道》篇曰:“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明此以南向,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唐成玄英疏云:“夫有其道而无其爵者,所谓玄圣素王自贵者也,即老君尼父是也。”这是在孔子素王论流行之后的、试图调和儒道关系的折衷解释,尽管如此,该解释还是抓住了“素王”一词的基本含义——“有道无位”。考汉初文献,贾谊《新书》最早提及“素王”一词,《过秦下》云:“诸侯起于匹夫,以利会,非有素王之行也。”此处“素王”指“有德无位”,同《天道》篇保持着一致的形式结构,贾氏只是将“有道无位”中的“道”置换成了“德”;人们不难明白,该置换是“素王”话语由战国道家进入汉初儒家的一重要标志。汉初士人儒道兼习,据《汉书·贾谊传》,贾氏既“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又颇通老庄之旨,他将道家“素王”一词转用于儒家论域当不难理解。同后世流行的孔子素王论相比,贾谊的“素王”论具有偶然提及(“素王”在《新书》中仅上述一见)、无特定指称对象、无深意等诸特征。在此之后,以“素王”专指孔子者,一为《淮南子·主术训》篇,一为董仲舒。为厘清孔子素王论的源头问题,让我们对二说及其关系加以考察: 刘安于建元二年向武帝献《淮南子》,从中可知,《主术训》篇的“发表”时间为建元二年(前139)。董仲舒是在同武帝的第二次对策中提到孔子素王论的,《汉书·武帝纪》载对策于元光元年(前134年),《资治通鉴》则依《史记》以为在建元元年(前140年)。依建元元年说,董氏孔子素王论的问世时间比《主术训》篇要早一年;若依元光元年说,则比《主术训》篇晚五年。可见,在缺乏硬材料的情况下,我们将很难区分两个孔子素王论孰先孰后,如再考虑到它们的酝酿形成问题,情形将变得更为复杂。在此种情形下,我们将不得不采取内在论证法,即通过将二说同后世孔子素王论进行比对的方式来确定其间关系。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主术训》篇中的孔子素王论。 “孔子之通,智过于苌弘,勇服于孟贲,足蹑郊菟,力招城关。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闻,伎巧不知,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锄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淮南子·主术训》) 该篇认为,圣人应具备“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员”、“行欲方”、“能欲多”与“事欲鲜”等六方面的品格,作者以尧舜禹文武成康为前四面品格的代表,以孔子为后二方面的代表。在该篇论述中,孔子跻身于古代圣王之列,其王者身份甚明。孔子无位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泰族训》篇亦云:“孔子欲行王道,东西南北七十说而无所偶。”把无位的孔子称为王,不能不遇到难题,作者的解决办法是称孔子为素王,从而使他同古代有位圣王区别开来。“素王”的特殊性来自于“素”,《主术训》篇强调“位”在政治治理与移风易俗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同时又强调孔子无位,其所谓“素王”实即指无位之王。在这里,“素”指无位,“王”则指孔子通过《春秋》褒贬(“采善锄丑”)、“专行教道”所成就的王道事业。 《主术训》篇以“君之宰国统御臣下”之术为主题,论述杂以道、法、儒,徐复观由该篇“仁智”并称的言述特征而推断作者的儒家思想出自子思、孟子系统,就作者立足于孔子与《春秋》之间的特殊关系而以孔子为素王的谈论方式来看,作者确实与孟子保持着某种密切的精神联系1。据《汉书·贾谊传》,贾氏曾修习《春秋左氏传》,《主术训》篇作者与董仲舒皆依孔子同《春秋》之间的特殊关系而谈论孔子素王,素王话语与《春秋》之间的这种关联在汉初当不是偶然现象。本文认为,素王话语由道入儒的转换是在汉初《春秋》学论域中实现的。依孔子同《春秋》之间的关系来谈论孔子素王,这是后世孔子素王论的基本言说结构,同后世孔子素王论相比,《主术训》篇的素王论缺少了两个标志性特征,一是孔颖达所讲的“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说”中的孔子受命凭证问题,一是孔子素王论话语的改制目的问题。可见,《主术训》篇的孔子素王论只是具备了后世孔子素王论的雏形,不能与后者等同。下面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董仲舒的孔子素王论, “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汉书·董仲舒传》) 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