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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法律制度研究西夏司法制度述略 唐宋时期，党的创始人胡图巴以中原使节的身份统治夏、绥、银、冀、静五个县。在巩固其权力的基础上，他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被称为强大的西北边境。宝元元年 (1038年) , 党项羌首领元昊称帝, 建立以党项族为主体的独立王朝, 史称“西夏”, 先后与辽北宋、南宋金鼎足而立, 传位十世帝王, 持续190年 (1038—1227) , 最终被元蒙所灭。 西夏建立之后, 加速了从民族习惯法到封建法制的“汉化”进程, 立法在大量吸收唐宋法制的前提下, 也根据现实情况, 保留了许多民族习惯法的内容, 这就使西夏王朝在局部统一的过程中的法制建设具有了独特性, 西夏的司法制度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范例。 党项羌氏族部落社会时期, “俗尚武, 无法令赋役”, 调整社会关系的是不成文的民族习惯法, 凡遇有民间纠纷, 诉于官, “蕃族有和断官, 择气直舌辩者为之, 以诉讼之曲直, 杀人者, 纳命价百二十千”。西夏建国以后, 西夏统治者开始重视成文法的制定, 他们以宋为鉴, 了解、援引宋朝的典章制度。如宋仁宗放宫人207人“悉任所之”, 西夏第一位君主元昊得此消息后, “阴以重币, 购得数人, 纳诸左右, 于是朝廷刑赏、宫闱阴事, 纤悉具知”元昊不仅“明法律”, 而且十分重视法治, 他“晓浮图书, 通蕃汉文字, 案上置法律”, 确立“尚武重法”的立国路线, “行中国法令”。这表明至迟在元昊时西夏已有参照宋律而制定的成文法。 西夏法律一再修订, 发展至崇宗乾顺和仁宗仁孝时, 似乎更加成熟和完善。乾礻右21年骨勒茂才所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记载, 西夏诉讼程序已初具规模:“莫违条法, 案检判凭, 依法行遣, 不敢不听, 恤治民庶。人有高下, 君子有礼, 小人失道, 失其道故, 朝夕趋利, 与人斗争。不敬尊长, 恶言伤人, 恃强凌弱, 伤害他人。诸司告状, 大人嗔怒, 指挥扃分, 接状只关, 都案判凭。司吏行遣, 医人看验, 踪迹见有。知证分白, 追干连人, 不说实话, 事务参差, 枷在狱里, 出与头子。令追知证, 立便到来。子细取问, 与告者同。不肯招承, 凌持打拷, 大人指挥。……伏罪入状, 立便断止”。伤害案件大都由背道失礼、趋利争斗而起, 案件一旦发生, 被告人可赴官府告状, 都案即派人勘验现场, 拘捕犯人, 传唤知情人作证, 犯人不招供, 还可刑讯以得实情, 直到审问明白, 犯者伏罪, 然后根据情节轻重定罪量刑、执行惩罚。整个司法过程依法而行, 环环相扣, 步骤完整, 这只有在法制较为健全的社会方能兑现。 仁宗天盛年间 (1149—1169) , 对西夏旧的法典重新修改增补, 汇编成《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旨在“为民取则, 为世除恶”。这是一部用少数民族文字刻印颁行的比较系统、完备的少数民族执政的封建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20卷, 分147门, 共1463条。它以刑为主, 诸法并存, 在承袭唐宋法典基本精神的基础上, 法典的编篆体例和条文的内容方面都有所创新和发展。第九卷、第十三卷主要是有关司法、狱政、诉讼内容的法律规定, 第二卷、第二十卷主要是有关审判内容的法律规定。依据这些史料, 本文拟对西夏的司法制度作一概要论述。 一、 文思院的设置 西夏建立之前, 元昊着手“更祖宗成规, 藐中朝建制”, “设官之制, 多与宋同”, 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三司 (户部司、度支司、盐铁司) 为国家行政、军事、财政最高机关。此外, 御史台掌管监察、弹劾, 另有一府 (开封府, 管理西夏都城兴庆府) 、六司 (翊卫司, 职掌宿卫、戍守及侍卫扈从;官计司, 职掌官吏人事调动和补阙;受纳司, 职掌仓储保管及收支;农田司, 职掌农田水利, 粮食平粜;群牧司, 职掌马匹饲养、繁殖和交换;磨勘司, 职掌官吏考察和升降) 、两院 (飞龙院, 职掌御马供养;文思院, 职掌供御仪物乃服饰制造)。中央官吏, “自中书令、宰相、枢密使、大夫、侍中、太尉以下, 皆命藩汉人为之”, 由党项人担任的官职, 以番号命名, 如宁令、谟宁令、丁卢、素赍、祖儒、吕则、枢铭等。元昊建西夏后, 于宋宝元二年 (1039年) , 增设尚书省, 置尚书令, “考百官庶府之事而会决之”, 同时, 将中央机构增加为十六司 (经略司、正统司、统军司、殿前司、皇城司、三司、内宿司、巡检司、陈告司、磨勘司, 审刑司、农田司、 门司、群牧司、受纳司、承旨司) , 管理政务。其中, 陈告司, 掌管受理全国案件的告诉;审刑司, 掌管全国审判和司法行政事务, 是规范的中央司法机构。实际上, 在西夏京师的受理陈告机构还有中兴府和御史台, “诸人有互相争讼陈告者, 推问公事种种已出时, 京师当告于中兴府、御史, 余文当告于职管处, 应取状。” 仁孝时期, 将政府机构分为上、次、中、下、末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