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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祀天到司天北京古观象台的变迁 北京的古景观台位于旧城区门的西侧。平台上刻有铜雕和天文仪，下部有紫微阁、官影阁等辅助建筑。它以古老的传统、精巧的仪器、东西文化交往中的独特贡献等驰誉中外,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1961年起,因工作需要和条件方便,曾对台史和仪器进行过考察、研究。略述结果如次。 一 观象台和层面的观念 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较早的文明古国之一。在天文学的早期历史上,祀天和测天关系密切。部族长老、巫师、古代帝王祀天祈福的祭坛,是专职人员观测天象、制定历法、“敬授民时”的观象台的雏型。随着社会的发展,祀天和测天逐渐分开。但观象台和天文仪器长期起着“天”与人之间的中转作用。“仰观天文”是不违农时的需要,又是帝王代“天”统治臣民的依据。正因为这样,每当历史上出现动乱或改朝换代,观象台和天文仪器往往成为争夺目标。观象台因“敬天”而受福,也因“敬天”而招祸,是历史上奇特的矛盾现象。与天文史有关的遗址和文物留存甚少,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观象台在历史文献中一般称为灵台或候台,稍晚改称司天台、观星台等等。名称的改变,反映了人类从祀天到司天的认识过程。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说到其祖辈由巫祝演变为太史,太史既是史官又是历官。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人们已经掌握了天象变换的基本规律,天文现象和天文观测活动不再具有往昔那种极其神秘的性质,人们开始称灵台为候台,有关人员为候官。“候”就是守候,按照已知的规律,天象能够由人守候、加以验证了。太史渐以专掌天文为职责,国家的天文机构称为太史院、太史局,唐代以后有时也改称司天监或司天台。“司天”有侍候和管理的双重含义。人们对“天”仍然是崇敬的,但对天文规律的探索和了解表现了日益增强的信心。 曾经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古老文明,在明代中后期陷入停顿状态。天文学也不例外,它开始受到以文艺复兴为标志的西方文化与科学的试探性冲击,被动地走向艰苦革新之路。现存的北京古观象台,正是最后转变的历史见证。 二 元金朝天台县观星台 北京的古观象台有过一部变迁史。与现存台址和仪器有关的历史可以简述如下。 (1)辽、金候台 辽代于936年在今北京建立陪都,称南京,城区在现今的广安门一带。金代于1153年迁都到这里,改名中都,以辽南京为中心向外扩展,其东城部分地区与明、清时期的北京外城西侧相重叠。 辽代在天文学方面的贡献,史载甚略。金代司天设备在辽代基础上颇有发展,主要得之于战争。1127年(北宋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金兵攻陷北宋都城汴京(开封),不仅俘虏了北宋皇室主要成员,并且将大批图书、文物、珍宝北运,其中包括后来放在金中都候台的北宋天文仪器。依据后代文人的诗作,估计金太史局候台在白云观一带①1,但具体位置还要期待或许会有的考古发现来确定。 (2)元司天台 元灭金,在金中都的东北郊区建新城,即元大都城。但元初的天文观测仍在金中都太史局候台旧址进行。当时,郭守敬比较大都、汴京两地的纬度差,对北宋所铸铜仪的北极出地高度予以调整,以便能在大都观测。经此改造,元初的天文观测为编算《授时历》提供了大量实测数据和验证资料,并且为郭守敬以后一系列的天文仪器创造准备了坚实的基础。而在此之前,金代对这批仪器的装调工作似乎相当草率,大概未能充分利用。 至元十六年(1279年)春,于新建大都城内的东南角选址筹建太史院,地点就在现存北京古观象台北侧。 据杨桓《太史院铭》②2序言描述:太史院长约123米、宽约92米③3,司天台建筑在庭院中线的北半部。主台分三层,中下层为官署和工作用房,顶层陈设简、仰二仪,简仪底架前方附有正方案。主台左侧另起一座小台,台上设玲珑浑仪。主台右侧立高表,表前有堂舍,表北地面上敷石圭。司天台前的东西隅为印历工作局,往南有神厨和算学④4。元太史院和司天台规模宏伟,仪器齐全,代表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世界先进水平。筹建工作共用了约十年时间,除由元代天算学家王恂、郭守敬、许衡等主持外,还有尼泊尔著名匠师阿你哥参与铸造各种天文仪器,土木工程则由段贞负责。 元代在大都除太史院中的司天台外,还在皇城北门——厚载门东侧筑观星台,也叫内灵台,与太史院司天台互为补充。位置约在现今景山公园的东北角。 据文人诗作,有元一代,金候台仍存北宋旧器供人怀古,大约一直到元亡并未改变。 (3)明观星台 明灭元,定都南京,建观星台于鸡鸣山顶。元司天台和金候台所存宋、元两代天文仪器全部南运。为了破除元代“王气”,元司天台也被拆毁。永乐元年(1403年)迁都北京,但宋、元两代天文仪器仍留南京观测。北京虽然也有“行在钦天监”(明改太史院为钦天监,行在钦天监是随从皇帝的临时性司天机构)在元太史院旧址办公,只是在城墙上进行目视观测,没有天文仪器。直到正统年间,才着手观星台和钦天监衙署等项工程。 北京观星台是正统年间利用元大都东南城角楼旧址改建的。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