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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正义》文献整理与注释研究 孔英达（574-648）出生于河北省通州道光（今河北省圆柱形），唐代著名的经济历史学家。他主持编定的《五经正义》在中国古代经学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孔颖达在经学及教育学上的影响,学者多有论述,而对他在文献学上的成就尚缺乏足够的注意。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孔氏在文献整理和注释方面的成就及贡献做一些分析,以求就正于方家。 一、 主持编撰《东南角正义》,分层次,分级分类 孔颖达学识渊博,他“八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及长,尤明《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兼善算历,能属文。”(《孔颖达传》)曾师从大儒刘焯问学,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入唐后,历任国子博士、国子祭酒等。曾参与修订《五礼》,又受太子李承乾之诏,撰《孝经义疏》,为学者所称道。唐太宗还亲自到国子监听他讲《孝经》,对他的讲解极为赞赏。他还参加过《隋书》的编纂。然而,孔颖达在学术上贡献最大、影响最深的是他主持编定的《五经正义》。 隋唐时期,儒学已成为统治阶级进行思想文化统治的重要工具。然而在唐太宗以前,对儒经的注释,各家异说,章句繁杂,各派党同伐异,遂使经有数家,家有数说,解释经文,繁琐累赘,经典杂乱,儒生望经兴叹,无径可寻,出现了“师训纷纶,无所取正”(《儒林传》)的局面。如对《尚书》的注释,就有蔡大宝、巢猗、费、刘焯、刘炫等诸家。孔颖达认为各家注释都不理想,“其诸公旨趣,多或因循,帖释注文,义皆浅略,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然焯乃织综经文,穿凿孔穴,诡其新见,异彼前儒,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炫嫌焯之烦杂,就而删焉,虽复微稍省要,又好改张前义,义更太略,辞又过华。”(110)其它各经的注释,情况也大致如此。这样,既给人们学习儒经带来许多不便,又不能适应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统治需要,也给儒学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因此,贞观年间,唐太宗以“儒学多门,章句繁华,诏国子监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儒学传》)于是,由孔颖达主持,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参加,写成《周易正义》、《礼记正义》、《毛诗正义》、《春秋左氏正义》和《尚书正义》。《正义》融合汉魏以来南北经学家的见解,精核赡博。唐太宗看到后大为赞叹,称该书:“博综古今,义理赅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当即“名为《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儒学传》)从此,“每年明经以此考试,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当时《正义》共170卷,是与原经分别单行的,到了宋代才与原经书合刻在一起,所以卷数就有了变动,今本《十三经注疏》中以上5书,共193卷。 在孔颖达作《五经正义》以前,这几部经书早已有人进行笺注了,而且每经都不止一家。孔颖达作《正义》时,乃专主一家。如以《周易》而言,孔氏崇用的是魏王弼和韩康伯的注,至于其他各家之说,则很少采用。《尚书》用的是伪孔安国传,即后人假托汉代孔安国作的传。《诗经》用的是汉毛公传,郑玄笺。《礼记》用的是汉郑玄的传。《春秋左氏传》用的是晋杜预的注。由于孔颖达的采用,以上各家注释得以保存至今,而其他各家也就逐渐被淘汰了。《五经正义》的出现,统一了儒家经典的文字和注释,增强了儒学的统一性,使儒学的今文、古文之争,各家宗派师学之争,南学、北学之争以及郑学王学之争成为历史。义疏兼具训诂诠释,阐明义理和经世致用的成分,对儒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由于《五经正义》是奉诏所修,非成于一手,而注又只主一家,但取旧注增删更定,内容上也有互相矛盾、彼此抵牾之处。尽管如此,孔颖达主持编撰《五经正义》,在整理古籍、保存文献,延续我国传统文化方面是功不可没的。 《五经正义》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颁行全国以后,即作为标准的经学定本。唐王朝曾下令刊行全国,作为国子学、太学、郡县学的统一教材,明经科的考试也以此书为依据,从唐到五代乃至宋的几百年间,一直是标准的经学教科书。宋以后《五经正义》又被编入《十三经注疏》中,对中国封建社会官僚士人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意识有着十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对于孔颖达及其《五经正义》的研究,过去集中在经学、科举和思想文化等领域,而对其中的文献思想则多所忽视。实际上,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在文献学方面的成就是巨大的。对后代古籍整理学、注释学、音韵学、训诂学和汉语传统语法学等都有很大影响。 二、 注释中的原则和方法 在主持编撰《五经正义》的过程中,孔颖达善于继承学习前人的成果并有所创新,在注释文献方面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一) 无方向附对 五经虽经汉代人注释,但由于汉代人注释文字简古,唐代距汉代又历数百年,汉代的注释也成了难懂的文字。孔颖达从实际出发,采取既注经文,又释传注的办法,以便时人学习。如《春秋·隐公二年》:“无骇帅师入极”。杜预注:“无骇,鲁卿,极,附庸小国。无骇不书氏,未赐族。赐族例在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