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早期流行歌曲在香港的传承及嬗变.docVIP

上海早期流行歌曲在香港的传承及嬗变 1927 年，中国早期流行歌曲在上海“出场”，第一首歌曲名为《毛毛雨》。这是继学堂乐歌后诞生的学堂新歌，也被称为“时代曲”。“时代曲”特指上海民国时期的海派流行曲，后来转移到香港发展，至20 世纪70 年代衰落[1]2。当时，上海音乐人为了满足市民需求创作了这种大众化的情歌，用以代替当时茶楼酒肆中的粉色小曲，从而尝试走一条文化启蒙之路。至1949年，约有8000 首时代曲在上海诞生，平均日产一首，使上海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流行歌曲之都。 一、上海早期流行歌曲在香港的传承（1949—1970 年） 1947 年，周璇演唱的《夜上海》红极一时，成为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甚至成了上海这座城市的代名词。然而，大众所不熟知的是，这首《夜上海》是周璇前往香港发展拍摄的第一部电影《长相思》的插曲，该影片的导演何兆璋和歌曲作者陈歌辛，都是蒋伯英香港大中华影业公司职员[2]，因此《夜上海》实质上是贴有香港标签的上海时代曲。 20 世纪40 年代后期，日本侵华战争失败之后，国民党政府在上海发起了清理“附逆影人”运动。随着政局的变化，上海影视文艺界大批“作曲人、写词人、音乐人、歌星纷纷渡过深圳河来到香港。香港，在一夜之间取代了上海，成为汉语时代曲的新根据地”[3]15。此时的香港脱离了日本的管制，人口从60 万跃升至160 万，到1950 年，香港人口已超过200 万[4]。音乐人向香港的迁居，可以称为“乐人南奔”。“乐人南奔”移植了浓郁的沪上风情，使难以在大陆立足的上海早期流行歌曲在香港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这一进程中的某些时段，黄霑称为“夜来香”时期（1949—1959 年），黄奇智认为是香港的“继承期”（1949—1954 年）和“黄金期”（1955—1960 年）。此后，随着香港本土文化意识的确立，粤语歌曲飞速发展，一度盛行于香港乐坛的华语歌曲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香港流行歌曲资深创作者黄霑在《香港歌曲的祖宗》中指出，香港流行曲作曲人中资历稍深的一辈，“全是喝中国时代曲老歌的奶水长大的”[5]。1949 年前后，自沪赴港的作曲家有李厚襄、李隽青、陈蝶衣、姚敏、梁乐音、王福岭、綦湘棠等人。他们在孕育了中国时代曲的环境中长大，承续了上海早期流行歌曲的文化气质，也带动了一些后起作曲家的创作，如顾嘉辉、冼华、刘宏远、邝天培等。其中，作曲家姚敏自移居香港后爆发了强劲的创作才能，与歌手姚莉（姚敏的妹妹）、词作者陈蝶衣被称为“铁三角”，是音乐商业营销的品牌保证。从上海赴香港的影（歌）星有周璇、李丽华、白光、王丹凤、顾兰君、龚秋霞、陈娟娟、陈燕燕、姚莉、逸敏、云云、梁萍、张露、张伊雯、柔云、吴莺音、黄飞然、严俊等人。据著名编导吴祖光回忆，在他1947年到达香港时，当时大部分赫赫有名的电影演员已经从上海云集香港，有当时著名的女明星袁美云、王熙春、孙景璐等人，男演员则有刘琼、顾而已、殷秀岑、韩兰根、乔奇、徐立、顾也鲁、陶金、高占非、郑敏、王斑、罗维、洪波、钱千里、王元龙、鲍方[6]。奔赴香港的导演及其他电影工作者主要有蔡楚生、朱石麟、阳翰笙、李萍倩、岳枫、岑范、欧阳予倩、方沛霖、周贻白、史东山、卢珏、于伶、张骏祥、白杨、舒绣文、张瑞芳、万籁鸣等。这些歌影人士构成了美国电影家大卫·波德威尔所谓的“移民电影工作者”，共同推动了香港电影、电影歌曲和流行歌曲的发展与繁荣。刚刚来到香港的吴祖光和陈歌辛住在一起，为二人的合作提供了契机。吴祖光在大中华公司编导的第二部影片《莫负青春》中，有三首插曲是陈歌辛作曲、主演周璇主唱的，这三首歌在当时唱遍中国和东南亚，流行了很多年[6]。影星暨歌星、流行歌曲暨电影插曲，正是20 世纪50 年代中叶至60 年代初香港“无片不歌”的电影歌舞片的显著特征，许多影星因此唱红了多首流行歌曲。此外，不得不提的是上海早期流行歌曲走向繁盛不可或缺的合作者——菲律宾的“洋琴鬼”[7]。不管他们从沪入港是无奈之举还是主动迁移，这些菲律宾乐手已然成为民国时期上海时代曲和1949 年后香港时代曲之间的桥梁，架通了两地、两个时代的音乐文化。南下的作曲家、影星、歌星和菲律宾乐手共同将上海的国语时代曲带进了香港这个新世界，推动着香港流行音乐快速发展，还吸引了许多人间接参与了香港时代曲的编创，如当时滞留上海的黎锦光、严折西等人。 不仅“乐人南奔”，而且有机构南迁。1949 年，李厚襄之弟李中民在香港成立大长城唱片公司（1949—1956 年）。1952 年底，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重用姚敏、姚莉、逸敏、张露等知名艺人，并在知人善用的姚敏努力下培养了葛兰、潘秀琼、静婷、刘韵等一批新人。此后，飞利浦、大光明、长城、永华、新华、龙马、凤凰、电懋和邵氏等影业公司相继创立，从传媒层面为上海早期流行歌曲占据香港乐坛插上了翅膀，开启了“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