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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儒学的流变 儒家思想不仅贯穿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也深受破坏朝鲜的社会历史。朝鲜社会的政治、教育、思想文化、法律、风俗习惯和习俗都充满了儒家思想。儒学和朝鲜民族精神有着深厚的渊源。韩国学者认为本国的传统思想分为土俗信仰、儒学思想、佛教思想和道教思想四大支脉, 只要把握住这四大思想脉络, 就“可以把握住作为韩国文化之基础的实态”1, 儒学已构成韩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儒学在朝鲜传播与发展演化的历史变迁, 有的韩国学者概括为三个大的阶段, 即:古代朝鲜儒学、高丽时代儒学、朝鲜时代儒学2。实际上, 从朝鲜社会对儒学的认知及实践言, 朝鲜儒学可划分为对中国儒学的全面接收及朝鲜儒学本土化、民族化的完成两大阶段。进入朝鲜时代之前属于第一阶段, 朝鲜时代以后属于第二阶段。儒学在朝鲜经历了一个本土化、民族化的过程, 成为其民族文化形成的深层动力, 对其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影响。 一、 官方与民间均建立了儒学的传播体系 儒学究竟于何时最初传入朝鲜, 已不可确考, 学界亦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但可以确证, 至少在秦末汉初, 中国儒学已经伴随着汉字及历史典籍而传入朝鲜半岛。据《史记·朝鲜列传》载, 汉初燕人卫满曾率党千余人避难古朝鲜, 后夺取王位, 至其孙右渠王时, “所诱汉亡人滋多”, 相当数量的汉人流入朝鲜;汉武帝时又征讨右渠王, 平定朝鲜, 设置乐浪、临屯、真番、玄菟等四郡, 客观上为儒学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其后, 在朝鲜社会对儒学的全面认同和接受阶段, 儒学传播最直接的影响和表现形式便是教育制度的形成, 儒学及教育制度互为促动的这种关系范式与中国极其相似。朝鲜的传统教育无论是教育内容、教育形式、教育体制、教育目的等方面, 都与儒学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而另一方面, 这种传统教育又促进了儒学在朝鲜的传播发展, 深深影响到三国至高丽时期统治者的政治理念及实践, “三国时代初期的许多文献记录证明, 儒学已形成高度政治理念的体系, 成为道德伦理的标准, 适用于现实生活之中”, “高丽的第一代虽然是佛教的极盛期, 但在道德实践和统治理论上, 依然依存于儒学”3。 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已经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及推行。当时在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之中, 高句丽因接壤中国, 汉文化的传入相对较早。据朝鲜史书《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载, 小兽林王二年 (372年) , 高句丽正式设立“太学”, 作为国家的最高学府。“太学”中也设有博士, 以贵族子弟为教育对象, 为国家培养官吏。这显然是模仿了中国官方的教育制度。至于教育内容, 根据《北史》、《旧唐书》记载中国典籍在高句丽流传的情况, 由“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等, 可以探知其“太学”以儒家经典作基本教材, 所授内容则是中国的经学、史学和文学, 而中国的史学和文学亦皆贯彻着儒学的精神。由此可知, 当时官方推行的是儒学的教育。 太学之外, 民间普遍设立“扃堂”, 教授平民子弟, 《旧唐书·高丽传》载, “俗爱读书, 至于衡门厮养之家, 各于街衢造大屋, 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 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 又有《文选》, 尤爱重之”。 显然, 汉字、中国经典、儒学的传入推动了高句丽教育的发展;而另一方面, 官方与民间的学校机构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 又为儒学在高句丽进一步传播提供了基本的场所。高句丽统治者则受到儒学政治理念的显著影响, 向往儒学的治国之道。 儒学于百济建国之初传入, 虽然较之高句丽为晚, 但至4世纪时, 业已形成相当完备的教育制度, 设置了精通儒家经典的博士职位, 立有太学, 传授儒家经典。6世纪前期, 百济曾两次派遣使者到中国请取儒家经典及学者, 其中就有“毛诗博士”。据《旧唐书·东夷列传》载, 此期百济儒家经典已较齐备, “书籍有五经、子、史, 又表疏并依中华之法”。百济的儒学传播与教育互为推动, 迅速发展。至7世纪中叶, 儒学已经在百济形成较广泛的社会影响, 百济国王义慈以孝事亲, 友爱兄弟, 被称为“海东曾子”。百济儒学还影响到日本以五经为中心的儒学的兴起。日本《古事记》等史籍记载, 应神天皇时, 百济学者王仁携《论语》、《千字文》东渡日本, 任太子师, 授之经典。百济成为中国儒学传播到日本的中介。 新罗的儒学传入约在5世纪初, 是三国之中最晚的, 6世纪为新罗儒学盛期。新罗与唐朝通使之后, 不断派遣留学生入唐朝国学学习, 为儒学传播培养了自己的学者。新罗统一三国后, 即于神文王二年 (682年) 设置国学机构, 以培养官吏为目的, 招收贵族子弟入国学学习, 教授内容则以儒家经典为教材, 包括了《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论语》、《孝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