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山汉简《三年律令户律》受田宅律文考述.docxVIP

张家山汉简《三年律令户律》受田宅律文考述 一 土地私有制的性质 关于汉代土地制度的传统观点主要有三种：1。土壤私有财产制度和政府制度并存。这种观点主张汉代土地制度是土地私有制与国有制同时存在1。2.土地私有制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汉代存在私有土地的同时,国有土地的“公田”也存在,但“公田”在本质上是属于地主阶级“私有”,因此汉代土地所有制归根结底是私有制2。如果抛开阶级分析和土地所有制谁支配谁的问题不谈,只关注土地所有权的层面,上述两种观点是可以合并的。它们都承认私有土地和国有土地并存,因此,这两种观点在本质上是相同的。3.土地国有制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国有制是汉代土地所有制的唯一形式,皇帝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在土地国有形态下,封建贵族与豪强地主只握有土地占有权,而农民的土地,只表现出使用权。在土地国有形态之下,人民的财产和劳动人口是须要经国家来“占”的, 因此, 土地私有的法律观念的缺乏, 是 东方社会的特点3。汉代土地私有制(或土地私有制与国有制并存)和国有制两种观点的争论,实际是和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争论联系在一起的4。对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尽管说法颇多,但本质上也不外乎私有制(或土地私有制与国有制并存)和国有制这两种观点4。这两种观点的划分,不是以何种土地所有制居于主导地位,而是以是否承认土地私有制存在、或者说是否承认土地国有制为唯一形式作为标准的,其争论根源在于对土地所有权标准的不同判断,涉及到对经典理论、地租、土地所有权概念及其法律观念、土地买卖及其限制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不同解释,其间的不同是基本理论的不同。汉代土地私有制(或土地私有制与国有制并存)和国有制的争论,是中国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或土地私有制与国有制并存)和国有制两种观点争论的一个缩影,其本质是相同的。至于汉代土地私有制观点内部的争论,即私有土地和国有土地比例大小的争论,或某一具体田制性质的争论,则是对国有土地或私有土地的数量及模式判断之差异,仅是一个技术性的争论,不属于基本理论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张家山汉简的整理出版5,对汉代土地制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就目前来说,主要有两种观点:1.授田制说。此种观点以朱绍侯先生为代表,认为《二年律令》受田宅律文的实施对象是全国人民,授田性质是国有制,而不是土地私有制6。2.“名田宅”说。杨振红先生认为,把商鞅以来至吕后时期的土地制度称之为授田制是不合适的,准确的称呼应是“名田宅”。战国秦汉时期是一个法律尚未健全的社会,其物权法远未形成,因此当时的法律根本不可能明示“名田宅制”的所有权性质。也就是说,“名田宅”既非私有制也非国有制4。上述观点在两点上是基本相同的:1.授田对象具有普遍性,即授田面向社会大众。2.授田是非私有性质,即被授予者对授田没有私有权。很明显,这两个特征与商鞅变法后的土地制度非常相似,因此,研究者认为,汉初继续实行的是商鞅变法以来的土地制度。传统的观点认为,秦“令黔首自实田”标志着土地私有制确立。汉初继续实行商鞅变法以来土地制度的观点,显然修正了传统的认识。但同时,研究者又承认,这种土地制度主要是在西汉初期实行的,西汉中后期以后,或者汉以后的王朝,是存在土地私有制的。可见,这种讨论并不涉及到上文所说的土地私有制(或土地私有制与国有制并存)和国有制之争的理论问题,也就是说,研究者是在汉代存在土地私有制,或者说中国封建社会存在土地私有制这个共识下来讨论汉初土地制度的,他们并不否定汉代存在私有土地或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私有土地(这实际是同一个问题),而只是否定西汉初期存在土地私有制。因此,笔者认为,虽然汉初继续实行商鞅变法以来的土地制度的观点,是对汉代土地制度的传统观点的修正,但并不涉及上文所说的土地私有制(或土地私有制与国有制并存)和国有制之争的理论问题,而是在土地私有制(或土地私有制与国有制并存)观点所依据的理论前提下展开的,是土地私有制(或土地私有制与国有制并存)观点的内部的争论,是技术性的问题。这一点也将是本文进行讨论的基础。 认为汉初继续实行商鞅变法以来的土地制度的观点,其根据源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有关律文,目前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已形成共识。但仔细想一想,却仍然有诸多疑问:在战国授田制已经实行相当长时间以后,在秦王朝宣布“令黔首自实田”以后,汉初能够将民户手中土地收回再重新分配吗?我们又是根据什么理由确定授田的对象是全体人民呢?如果说受田者对土地没有所有权,为什么授予的土地又可以转让、继承和买卖呢?国家对土地继承、买卖的干预是国家主权的体现,还是土地所有者权利的体现呢?带着这些疑问,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得出与上述研究者不同的结论,现略为陈述。 二 关于“等而不2”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受田宅律文并没有昭示具体的实施对象,然而研究者一般认为其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