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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音乐思想的特征及其电影歌曲创作实践 20世纪30年代，中国处于内忧外患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时期，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蓬勃发展，国内反帝反封建运动高涨。左翼音乐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下，与左翼文学、电影等艺术结合紧密，表现出阶级性、大众化和现实主义三大特征。本文将围绕左翼音乐思想的三个特征及其电影歌曲实践展开讨论，力图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探讨左翼音乐思想。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成为无产阶级领导革命文艺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左联成立之后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等方面开展了诸多活动，并成立了以“左翼”命名的音乐小组。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中国社会思想的重心发生根本改变，转向了全面抗战，左翼电影运动划分的惯例也是截止到1937年。因此，本文将左翼音乐思想的研究时间限定在1930年左联成立至1937年抗战爆发这几年间。 一、左翼音乐思想的特征 (一)阶级性 左翼文学界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曾围绕文学的阶级性、艺术的独立性展开过激烈的论争，鲁迅等人首先肯定了文艺的阶级性，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有超阶级的文艺，同时也认识到文艺本身的特性。左翼音乐受左翼文艺影响，不仅认为音乐具有阶级性，还强调音乐的武器论、工具论。 以周扬、聂耳、吕骥为代表的左翼文学艺术先锋，认为音乐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可以作为宣传的工具为政治服务。周扬在1932年9月翻译的《苏联的音乐》译后记中认为，反映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主题是“普罗作曲家”新的任务，“不管资产阶级的代表们怎么一面说音乐只是一种‘音响的要素之物质的组合’，而否认音乐的阶级内容，一面用他们自己的颓废的狂乱的音乐来麻醉群众……”都是无济于事、混淆视听的，他呼吁“这种内容上是无产阶级的，形式上是民族的音乐的创造便是目前普罗作曲家的主要任务。”(1)周扬：《〈苏联的音乐〉译后记》，载于张静蔚编《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第196—198页。聂耳也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知道音乐和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着大众在呐喊。”(2)聂耳：《聂耳日记》，载于《聂耳全集》(下卷)，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第511页。吕骥更在1934年与张昊的一场笔战中指出:“精神生活之改进是必须有更好的物质生活作基础的，而它良好的物质生活之获得却不是在这日渐瓦解的旧的社会制度之上所能希望的。很明显地，我们必得先从事于现有的社会制度之变革。”(3)穆华：《答毒害音乐的唯心论者——汀石君》，《中华日报》，1934年12月8日。吕骥对主张音乐具有独立性的青主也进行了批评：“新音乐不是作为抒发个人的情感而创造的，更不是凭了什么神秘的灵感而唱出的上界的语言，而是作为争取大众解放的武器，表现、反映大众生活、思想、情感的一种手段，更负担起唤醒、教育、组织大众底使命。”(4)吕骥：《中国新音乐的展望》，《光明》，1936年，第1卷，第5号。他还在文艺界宣扬“国防文艺”的背景下大力倡导“国防音乐”，认为“国防音乐和一般音乐不同的只是它负有和一般音乐更不同的使命，它要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这一斗争中完成它唤醒民众，激动民众，组织民众的神圣任务。”(5)吕骥：《论国防音乐》，《生活知识》，1936年，第1卷，第12期。 (二)大众化 大众化是左翼文艺的重要特征，倡导大众化是为了适应大众的接受能力，让听众听得懂，从而达到提升、教育和引导民众的目的。左翼音乐思想受左翼文艺的影响，非常强调音乐的大众化，音乐大众化主要表现为通俗化和民族化。周扬认为：“作品，若要对几百万的大众读者的精神，心理，意识给予强力的教育和影响，就非具有易为大众所理解的明确性和单纯性。”(6)周扬：《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第 112 页。聂耳曾化名黑天使在《中国歌舞短论》中疾呼：“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才是时代的大路！”(7)黑天使：《中国歌舞短论》，《电影艺术》，1932年，第1卷，第3期。吕骥认为，音乐的内容不仅要扎根群众，反映现实生活，更要唤醒和教育大众。他在《论国防音乐》中写道：“中国的新音乐，……,已经获得了广大的发展和大多数人的拥护，继承了《孟姜女》和《凤阳歌》的人民传统，适应着当前的政治要求，有了更积极的内容和更高的形态。”(8)吕骥：《论国防音乐》，《生活知识》，1936年，第1卷，第12期。因此，音乐大众化首先是其歌词内容和歌曲形式的通俗化，创作者要顾及大众的欣赏水平，创作大众听得懂的作品。同时，大众化不等于低俗化，音乐领域也反对为了迎合市场而创作的低俗音乐作品，以及与时代洪流格格不入的作品，这种观点具体表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