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改革红利：一个量化空间分析.pdfVIP

2022.11 中国城镇化改革红利：一个量化空间分析* 苏红键 摘要：基于一个包含制度约束的空间均衡模型，本文对中国城镇化改革红利进行量化分析，利用 中国城市古城面积作为城市规模的工具变量，结合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和城市统计数据估计发现， 中国城市集聚经济的规模弹性约0.17，集聚成本的规模弹性约0.33；以流动人口落户意愿作为制度约 束的替代指标，设计三类反事实分析均发现，降低制度约束水平能够明显提高城市人口规模和城乡效 率，从而提高总体收入和福祉水平。其中，消除制度约束并设置最大城市规模为3000万人时，城区 总人口增长10.01%，城区人均收入提高3.21%，农村总人口相应减少7.57%，农村人均收入提高2.79%。 为实现城镇化改革红利，应科学落实人地挂钩、提高城市治理水平、促进都市圈同城化，协同推进体 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集聚经济、降低集聚成本。 关键词：城镇化 改革红利 集聚经济 空间均衡 量化空间分析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 ① 策弊端”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城镇化快速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户籍和土地制 度等渐进式改革对经济增长形成了强大的促进作用，改革红利明显。当前约束人口迁移的不只是户籍 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的拉力和城市土地制度的推力同时存在，与户籍制度一起影响中国人口迁移和城 ② 乡结构调整。未来需要进一步 “健全城乡统一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 ，通过制度改革实现劳动力和 土地资源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优化配置，提高综合效率和福祉，这与党的二十大精神相符。蔡昉（2014） 指出，在人口红利消失后，中国应通过户籍制度改革等措施，获得改革红利；TombeandZhu （2019） 认为，中国的迁移成本依然很高，进一步改革的潜在收益较大；万广华等 （2022）认为，城镇化有助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乡福祉、空间均衡与城镇化方略” （编号：20FJLB019）的阶段性成果。 ①参见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politics/cpc20/2022-10/25/c_1129079429.htm。 ②参见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zhengce/2022-04/10/content_5684385. htm。 - 102 - 中国城镇化改革红利：一个量化空间分析 于实现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改善，对于共同富裕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为此，本文利用包含制度约束 的空间均衡模型，量化分析城镇化改革红利。 通过制定人口政策引导城镇化和人口迁移的做法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 （Duranton，2016）。70% 的国家通过政策影响人口在国内地区间迁移 （DesmetandHenderson，2015）。发达国家对人口迁移的 限制，以市场化的住房供给约束为主，目的在于维持现有城市居民较高的福祉溢价，但往往会以总体 的效率和福祉损失为代价。有研究利用一个空间均衡模型分析发现，这一限制因素使美国1964－2009 年的总增长率降低了36%，如果将纽约、旧金山和圣何塞的住房供给限制降低到中等城市水平，将有 利于增加总体收入和总体福祉 （HsiehandMoretti，2019）。另有研究采用一个城市模型量化分析美国 城市住房规制对城镇化的影响及其综合效应，发现由于现有城市通过规划条例提高移民的进入壁垒， 使得城市规模偏小，如果纽约、旧金山和圣何塞放松规制，会产生大约8%的收益增长 （Durantonand Puga，2019）。 不同于一些发达国家以市场机制影响人口迁移为主，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地发展差距较大， 往往会通过制度约束，限制人口过度向福祉较高的中心城市集聚，以避免或缓解中心城市过度拥挤 （Duranton，2016）。在中国，这主要体现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对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的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