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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生态学 ; 多年来，企业界、政府部门喜欢反复地劝说应该“从源头开始预防污染”。这种观点很吸引人，但是，从某种角度看，它仍然属于“过程末端治理”的原理范畴，因为这里注意力仍集中在污染和废料（虽然目的已是尽量减少）方面，而没有展开更为广阔的视野。当然，应该看到，在实际生活当中，从过程末端处理污染物的方法还将广泛地运用。不过，日益明显的是，从过程末端治理的方法是不够的，不足以维持对生物圈的干扰处于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过程末端治理”主要存在以下7个方面的问题：; 　固体废料，危险或有毒废料，液体废料，大气污染等的治理一般而言要涉及从卫生部门到水资源管理等不同的行政部门。这些政府部门更为关心的是维护本部门的特权，它们拥有的管理权力源于不同的立法，这不同的立法又源于不同的，甚至矛盾的法学原理。这种刚性的制度上的分割造成的结果就是在处理环境问题时往往过分地强调部门的主张。在一个部门看来是很好的“解决办法”，很可能只是把问题转移到了隶属于另一个部门的范围之内，于是，“减少污染”仅仅变成了转移污染。例如，废水处理可以产生“干净”的水，但是净化过程同样也产生大量的沉淀物。于是，这些沉淀物的存放或在农田的倾倒处理，就会引起特别是重金属对土地或地下水的污染。同样，固体垃圾的焚烧处理固然可以大大减少其数量，但是焚烧后灰烬的存放同样产生对土地和地下水的污染问题。此外，焚烧还可能污染大气。为了符合空气排放标准，又必须安装过滤装置，来收集那些同样也应该处理的固体废料。 ;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看到，在总体环境问题处理方面，也存在着类似的部门分割状态。在国际上有许多互不相关的国际间协定，有关于气候变化的，有关于生物多样性的，也有关于同温层臭氧的和关于土地荒漠化的，以及还有关于森林保护的等等。这些国际协定由代表不同领域的专家拟就，他们并未真正相互间协调，他们从属于不同的部门和机构，涉及各自的权力范围便百般苛求。但是，真像地球生态科学表明的那样，生物圈是一个整体，所有这些问题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总的说来，过程末端治理方法是日益增量发展的：它由渐进的小步改善不断向前。这种方式有其优越性，但是它以边际的改善加强了已有的技术体系，而牺牲了真正的革新。于是人们逐步地陷入了一个变得日益难以自拔的技术困境。 比如说，人们早就知道应该用其他动力的马达，特别是电动机来取代燃烧冲程马达。但是，那么多的人力、财力投入，迫使人们现在只能，并将继续只能努力改良它，通过催化、稀释混合等技术，使之尽量减少污染。而每一项技术进步都会加强这一古老技术在市场上的地位。因此，向其他类型的马达过渡，在经济上，因而也在政治上，变得日益困难。; 增量发展的特征是效率逐步下降：为了减少份量越来越少的污染物，成本越来越高。如垃圾处理的成本就随着标准的日益严格而不断提高。 　　过程末端治理的主要困难源于有毒废料处理的乘数效应。我们以将作焚烧处理的危险废料为例，焚烧炉需要空气过滤装置和冲洗用水，而过滤装置和冲洗用水在使用过后也被认为是有毒废料。自然地，因处理初始有毒废料而产生的二次废料的处理有可能产生其他同样属于危险级别的“最终”废料。比如，冲洗用水可以再处理，但残留固体废料始终是危险物品。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的大卫·阿伦（David Allen）先生指出，在美国每焚烧1吨危险废料平均要产生40吨的其他废料，主要是炉灰和过滤器的冲洗用水。; 据许多一致的报告，经合组织国家因治理污染和处理垃圾而形成的市场每年达到约3000亿美元，到2000年，达到6000亿美元。根据国际金融公司（世行的一个分支机构）分析，这一市场主要分为三大类： 　a）垃圾处理设备、水净化处理设备，污染物控制装置（过滤设备、静电沉淀处理装置等）； 　b）设施本身，它们是进行污染治理和危险废料处理的基础设施； 　c）经常性的服务与咨询，包括测量、分析、效果测定、环境状况评估，或者还有使用某种指标体系和“绿色标志” 等。 ; 从某种角度看，我们应该为看到一个经济领域如此繁荣而感到高兴才是。一个前景极好的市场：一方面，在工业化国家，各项指标日趋严格，另一方面，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污染问题日趋严重，保证了过程末端治污设备市场的良好前景。 　　但是，我们应清醒地看到，当污染本身演化成一个巨大的市场的时候，治理污染的压力集团会努力扼杀一切真正实施预防污染战略的试图，这已经十分明显地反映在有关环境保护的立法中。再者，有污染，必须要采取措施治理，治理污染形成了市场；间接地，污染在国民经济帐户中成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值，换句话说，污染等于增加了国民财富。而事实上，这部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值间接地反映的是生态系统的贫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