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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青铜器年代的划分与分析 一 周日青铜器的意见分歧 在我国古代青铜器的分类研究中，西周铜镜是最受关注的课题之一。原因在于西周青铜器的特殊性,即这一时期青铜器上多铸有铭文,而且长篇铭文不少,铭文中出现的国族名、人名、地名、官职名以及所叙事件的内容,往往可与传世文献相印证。文献中的国族名、人名、地名、官职名等有一定的时空范围,从而为西周青铜器年代的推定,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有相当一批西周青铜器年代的划分,可以准确到某个王世。然而由于文献记录的简略,以及各位专家对传世文献与出土遗物的关系理解不同,对一大批重要的西周青铜器的年代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譬如《史记·周本纪》提到昭王南征而不返,而无簋铭曰:“唯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王征南夷。”这位南征的周王是谁?陈梦家曾认为是昭王(后改定为夷王),白川静、刘启益推定为懿王时器,郭沫若、唐兰定为厉王时器。从昭王到厉王,年代差距在百年以上。专家们对西周青铜器年代分歧之大,超出对其它时代青铜器断代的分歧。这恐怕是大家始料未及的。为了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工作进一步科学化、细微化,需要对近一百年来的研究作一点总结,看看专家们的分歧意见有多少,这些意见具体表现在哪里,歧见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何去解决。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在众多西周铜器中筛选出160件,列成《西周青铜器断代诸说表》(以下简称《诸说表》,见附表)。入选的铜器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1.在表中所列郭沫若等九位专家的论著中,至少有五位专家论及的铜器。 2.分歧意见在三个王世以上(包括连续的三个王世和有间隔的三个王世)的铜器。 从表中可以看出诸家意见分歧之大,但细作分析,每位专家的看法都有他们的依据和道理。不能将分歧简单归咎于某位专家研究的正确与否。关键的问题是要探究造成这些分歧的深层次的原因。从表中可以看出,分歧严重者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西周早期,器物究竟为成王(或成康、康王)还是昭王(甚至穆王)时器。编号2-25、27-55、57-60、62-66,共62件,占38.7%。 第二,在西周中晚期,器物究竟是西周中期(主要指中期偏晚)还是西周晚期(主要指晚期偏早)器。编号56、67-84、86-93、95-101、103-110、114-123、125、127-128、131-133、136-138、141,146、153、156-159,共68件,占42.5%。 第三,在西周晚期,器物究竟是晚期偏早(夷厉)抑或晚期偏晚(宣幽)器。编号为124、126、129-130、,134-135、139-140、142-145、147-152、154-155、160,共21件,占13.1%。比例似乎比前二者低得多,但是在以上第2点讨论的铜器中,有相当一部分器的年代分歧在西周中期至宣幽这样一个较长的时段,其中也包含了关于某些器是西周晚期偏早抑或偏晚的不同意见。所以实际上对西周晚期铜器的分歧意见要远远高于13.1%的比例。 以上三者加起来所占比例为94.3%,其余的争论在西周早中期之交:是西周早期偏晚(如昭王)还是中期偏早(穆共)的铜器。 以上统计数字显示: 1.成康与昭王时器、懿孝与夷厉时器、夷厉与宣幽时器不易区分。 2.容易区分的是穆共与康昭、穆共与懿孝及其以后的铜器。 显然,这些分歧意见呈现出一种可以循寻的规律,即凡是意见分歧较大的时段,此时的青铜器发展演化比较慢,特点不甚显著,导致专家们难以区分;凡是意见分歧较小的时段,此时的青铜器发展演化速度较快,特征明显,易于判断。所以产生分歧的客观原因在于:西周青铜器的发展呈现一种时快时慢的不平衡的态势。 通常我们说每隔50年左右青铜器会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变化。照这个说法,我们把西周青铜器划分为三期。武王至昭王为早期,穆王至孝王为中期,夷王至幽王为晚期,每期中又细分为早晚两段,每期时间基本相等。显然这种划分方法是基于如下一种认识:即西周青铜器的演化过程是均衡的。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曾在《考古学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议》,指出由于青铜器主人族属的不同,文化背景相异,从而造成在同一时期内,青铜器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给西周青铜器的断代带来困惑和难题,导致诸家说法的歧异。除了族属之外,本文要说的是:影响西周青铜器演变的非均衡性的因素还很多,其中主要的一点是政治文化制度造成的影响。 从《诸说表》中可以看出: 其一,西周早期早段铜器与晚段铜器面貌相近,变化节奏慢,专家在区分上存在巨大分歧。 通常所说的西周早期,包括武王、成王、康王、昭王四个王世,其中能确定为武王时的铜器只有两件,利簋与天亡簋。而且武王在位只有4年,所以所谓西周早期早段的铜器主要指成王时期的铜器。康王、昭王时为西周早期偏晚。然而在某些铜器究竟为成王抑或昭王器上分歧意见严重。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将作册矢令簋、方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