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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本在日本的东渐与金泽文档的创建 一 日本古代史部增藏不全的认识 日本收集的两宋版画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古代日本皇室和历代军事贵族（包括中国和日本的僧侣）以各种方式购买的汉籍。这些中文籍大多来自日本古代宫殿、大学股、各种公共和私人图书馆和寺庙。另一部分是在20世纪初从中国购买的。其中，陆建堂在静嘉堂图书馆购买了最著名的鲁建宋楼。后一类汉籍来历分明,反而在多被视为日本古传善本中不乏有伪造之赝品。 明治初期著名书志学家、早稻田图书馆初代馆长市岛春城(1860—1944)就在其所著的《古书丛谈》中谈到,当时有一位叫西村兼文的天才作伪专家常用古旧纸墨作伪活字印书,即使是书志学名家也往往难辨真假。比如,其作伪的活字版《文选》残本以及活字本陶渊明《归去来赋》就骗倒了黎庶昌。市岛春城还在文中写道,当时被奉为日本史学泰斗的重野安绎(1827—1960)曾苦心收集到了一批贵重古公文书,某日炫耀于西村兼文等大批学者之前,不料事后西村兼文竟向市岛春城坦言其中绝大部分为自己所伪造1。在文章之开头,市岛春城还提到由于日本历代作伪书画之人多且精,当时著名的图书馆学者汤浅吉郎(1858—1943)还专门写了一部《书画赝物语》,提醒世人不要上当受骗2。诸如西村兼文所制各类伪书断简,多卖给的是当时财力丰厚的新兴资本巨头。现在还散藏于各种公私图书机构,依旧被当作珍本倍受呵护。可见今藏于日本学术机关的汉籍,特别是两宋时期的刻本残帙,其中亦时杂有赝品,使用者自当小心! 那么,现有的日本古书目是否就可全信呢?其实亦非如此。在此权举二例,其一是中日两国学者研究两宋刻本时常用的《通宪入道藏书目录》,此书被传为藤原通宪(1106 —1160)所著。其实,早有学者怀疑此目录为后人之伪作,如吉田茂树就曾在《史学杂志》第39编第10号上发表过《通宪入道藏书目录に就ての疑问》一文,对其进行了强烈的质疑,指出此书目根本就不可能是藤原通宪之作3。其二是更为大陆学者所熟悉且常使用的岛田翰《古文旧书考》,2003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在将其收入《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之前,已在一年前将其易名为《汉籍善本考》单独出版,可见中国学界对此书之重视。其实,此书所叙录的善本珍本不乏为岛田之捏造,如常为国内学者所引述的“应安以上刻本”七十一卷覆宋本《白氏文集》,就纯粹出自于岛田捏造4。日本著名书志学者长泽规矩也在各种论文之中常常指出其中多有乌有或有意误考之书,告诫后辈学者在引用岛田观点时切需慎重,万万不可囫囵吞枣5。 其实即使在平安镰仓时期,两宋刻本乃至宋书转抄本也是极为贵重之物,且在其时书籍还是一种绝对权力象征,因此,大凡进入日本的汉籍多有迹可寻,史料中没有叙录的汉籍则大可怀疑。要之,我们在考证书籍实物以及查检古书目之时,最好对相关时代日本史料亦作一些爬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免受古作伪人之骗。笔者曾在《三善为康撰经史历之文献价值叙略——兼论唐末五代大规模刻书之可能性》一文中谈到两宋时期,特别是北宋时期宋刻本很少传入日本6。由于该文旨在论证唐末五代大规模刻书之可能性,因此对两宋书籍如何传入日本之考证还不尽详细。在此拟补前文之所未发之处,尽可能网罗日本中世史料中有关两宋刻本东传记载,勾勒出两宋刻本传入日本之大致经纬,以资海内外学者研究日藏两宋刻本时参考。 二 唐以后的定性书 谈到两宋刻本大规模传入日本,首先就有必要提到平安末期入宋僧奝然所传入的开宝藏。据《宋史·日本传》以及《入宋求法巡礼行并瑞像造立记》所载,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八年(983)曾亲赐奝然初印本开宝藏一套。奝然于雍熙三年(986)归日之际,将这套多达五千多卷的大藏经安放在了京都法成寺。此后,据《参天台五台山记》所记,宋神宗又曾下赐给入宋僧成寻大藏经四百十三卷。成寻于熙宁六年(1073)托弟子赖源、快宗、惟观、心贤、善久等人将其带回日本。据南禅寺所藏《佛本行集经》卷第十九刊记可知,成寻弟子带回的宋版一切经为熙宁四年印刷的开宝藏再印本7。由知北宋时代传入日本的大藏经均为宋朝皇帝所赠,来历有绪。这也间接地反映了北宋政府对书籍管理之严格,如果没有宋帝的敕命,即使财力再雄厚,也不可能从大陆私自带出大批经典。 另一方面,笔者在《经史历》一文中已经略谈到北宋经史书籍鲜有传入日本。藤原道长(966—1027)日记中曾提到自己两度获赠北宋刻本,第一次是1005年从宋商曾令文处得到的刻本《白氏文集》和《五臣注文选》。藤原道长不敢私自占有,随即将其献给了一条天皇;第二次是1013年天台山主持常智托入宋僧念救带来的刻本《白氏文集》,常智宋送书之目的乃是为了得到道长的经济支援。道长将这部刻本《白氏文集》秘藏于自己的书架。两者相隔七年之久,以藤原道长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尚不能随意得到北宋刻本,可见北宋初始书籍确实极难传入平安。其实,稍后的《通宪入道藏书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