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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字到文字论日语中汉字的衍变 满语中的几种语言的多样性已经成为一个难掌握的语言之一，包括汉字、官名（贫困的姓名，残疾的姓名）、罗马和阿拉伯词，甚至还有拉丁语词。其中的汉字是我们中国汉民族的文字,它被借用到日本后,经过千余年的融合、和化,已成为表达、标记日语甚至成为创造日语的一个积极有效的因素和手段。日语中的汉字自成体系,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不同于中国汉字、汉语世界的日本汉字文化世界。那么,汉字是何时传到日本的,它是怎样被利用并成为日本文字的一部分,如何从历史的角度了解汉字在日语中的作用和地位,明确这些问题,无疑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日语中汉字的认识。 一、 汉字对日本的影响 汉字是何时传到日本的,尚无定论,但据《后汉书》记载,在1世纪左右日本就已经与后汉之间有了交往。根据1784年在日本福冈县糟屋郡志贺岛发现的刻有“汉倭奴国王”的金印推测,这是当时一些南方小诸侯国前去汉朝朝贡时,汉光武帝所赐。同期出土的还有王莽时期铸造的货币“货泉”。说明这个时期日本人已开始接触到汉字,但还没有真正理解汉字的性能。在日本奈良县葛城郡新山出土的模仿“王莽镜”制造的“方格四神镜”就因缺乏对汉字真正的认识,将原镜中刻的十二支的顺序搞错了。可见,汉字在作为正式的文字使用之前,日本虽然接受了华夏的水稻技术、青铜器和铁器文化,迎来了从采集到农耕的弥生文化时期,但仍停留在只有口头语言、没有书面文字的文化水平上。流入的青铜器,也大部分只作为神器供奉。说明日本还没有接受书面文字应有的文化氛围。 到了四、五世纪,随着大和政权的建立,需要与邻国进行交往、书写外交辞令以及记录各种事件,于是,汉字很快进入了日本的上层社会。据《古事记》和《日本书记》记载,日本应神天皇15、16年,百济(朝鲜半岛的奴隶制国家)王派遣阿直岐向天皇进贡良马两匹,并向天皇推荐王仁教太子菟道稚郎子学经书。百济的王仁曾持《论语》10卷、《千字文》1卷赴日讲经。这是有关日本人系统学习汉语的最早记录。一般认为应神天皇15、16年相当于公元四、五世纪。由此推测汉字应在公元四、五世纪作为正式的书面文字材料传到日本的。 二、 汉字对日本的影响 从江户时代以至于到现代,许多日本学者都认为,在汉字传到日本以前,日本已经有了专用文字,但从一些实物中发现日本最初使用的书面语言仍为从中国传到日本的汉字。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在隅田八幡神社出土的一面癸未年(443)人物画像镜,就是迄今为止发现有文字记载的日本考古学上最早的文物之一。上面有这样一段文字: 癸未年八月日十大王幼弟王在意柴沙加宫时斯麻念长遣关中费直秽人今州利二人等所白上同二百旱所此竟。 这段铭文不但文字全部采用汉字,而且使用的语言也是汉语。可见,当时的书面语言不是直接用日语,而是先把日语翻译成汉语,再用中国的文字——汉字来标记。但是,这样总会出现一些日语的固有词汇无法翻译成汉语的问题,特别是一些人、地名等词汇,于是就产生了借用汉字的音来表示与此汉字发音相近的日语词汇,即“音译”法。上文画横线的部分就是这种用法。例如,“意柴沙加”表示的是“ヨシサカ=忍坂”日本的一个地名。这种音读法开始于公元五~六世纪,它去除了汉字中所包含的意义,仅借用了汉字的音。这在我国的一些史书,如,三国史《魏志·倭人传》中也有同样的用法。例如,“伊都(イト)”、“卑弥呼(ヒミコ)”等。 汉字传入日本,如上所述最初是将汉字作为中国的文字,用汉语进行标记的。但是,汉字是表意文字,每个文字都承担着一定的意义。所以,大致在同一时期或稍后一个时期,汉字开始被作为表示日语的文字使用,也就是说,不再把日语翻译成汉语,而是直接借用汉字的字义,将依赖于字音假名,也称万叶假名的一部分标记,改用与日语意义相近的汉字来表示,读音仍按日本原有的读音,即用于每个汉字意义相当的日语直接来读汉字的读法,就是所谓的训读法。例如,日语中“春天”这个词,读音为“はる”,最初用字音假名标记为“波流”,后来随着汉字训读的产生,就标记为“春”。汉字训读的产生说明日本人对汉字的认识和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当时对文字的需要仅限于一部分贵族阶层,他们把掌握汉字当作一种有教养和身分的标志,他们生活在口语为日语、书面语为“汉语+万叶假名”这种和化汉语的二重语言环境中。这种状况至少一直持续到平安时代初期。 在公元10世纪,日本人借用了汉字的字形与注音,在万叶假名的基础上,创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前者采用了汉字的偏旁部首,后者是根据汉字的草体演化而来。创造了汉字与假名共存的历史。一般说来,表音文字体系与表意文字体系基本上是相对立而存在的。日本人一方面创造了表音体系的假名文字,一方面保留了表意文字的汉字体系,这就把汉字运用简便,一字一意的优点与假名易读易写的特点结合起来,使日语文字语言成为一个完整的文字体系。从汉字传入日本,在汉字500多年使用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