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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生命哲学与世俗化 一、 佛教“缘起论”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5年的印度。乔达摩，真名达多。释伽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又被称为“佛”或“佛陀”, 意思是“觉悟了真理的智者”。佛教的中心理论是“缘起论”, 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因缘而成的, 一旦这些条件发生了变化或不存在, 该事物就不复存在。世间一切都是因缘而起的假象、幻影, 都是空的。“苦集灭道”四圣谛是其基本教义, 分别讨论了对社会人生及自然环境所做的价值判断、造成世间人生及其苦痛的原因、修行所要达到的目的、跳出轮回和脱离苦海的方法。 二、 日常生活与制度都与宗教或准宗教相关的问题 据西方学者的研究, 世俗化 (secularization) 是指“从社会的道德生活中排除宗教信仰、礼仪和共同感的过程”。在世俗化的社会里, 日常生活与社会制度都与宗教或准宗教的神圣价值与神圣礼仪相脱勾, 其合法性来自世俗的意识形态与法律规范, 而不是宗教伦理。身处不同宗教文化的个体在心理和情感等方面有着不同的体验和态度, 这涉及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在强调现世人伦的中国文化中, 佛教信仰体系已被中国文化的世俗精神变得十分注重人的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 追求知性知天的境界, 从而达到现实人生的最大快乐, 追求在世的解脱和欢愉, 表现出一种对现世人生的关注和对自然生命的执着。 三、 佛教被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和发展 佛教自传入中国伊始, 即被中国文化强大的同化力和融合力所转化, 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中国的传统文化素来以儒家文化为主流。佛、道两教在唐、宋以降与儒家思想合流以后, 三教互补, 形成了一套既影响作为文化精英的士大夫阶层, 又深入民间社会的观念体系。因此, 佛教被中国现世的生命哲学和宗教变形是朝着两个方向的。一个朝向上层, 使佛学与老庄哲学结合起来, 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解脱痛苦的禅宗。一个朝向民间, 使厌弃生命的佛教转变为有利于生命的活身宗教、拜物宗教, 其职能与道教相似。中国的上层与民间, 处于同一个文化体内, 因而在文化心理上是相互渗透、相互贯通的。因此, “民间”与“上层”之分, 也只是相对而言, 大体上的差异, 而决不意味着, “民间”的就不见于“上层”, “上层”的也不见于“民间”。 (一) 佛教经典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转化 佛教传入中国, 在士大夫阶层受到儒道两种本土文化的极大影响。佛学与老庄哲学结合起来, 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解脱痛苦的禅宗。汉代传译的佛经《四十二章经》与其说是译的, 不如说是“改写”的, 它与《太易》《老》《庄》相表里。可见汉代的佛教是经过一番改造的。因此, 这是佛教经典经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转化, 已非原始的印度佛教。魏晋时期, 佛教始则依附于玄学, 继而给玄学以影响, 终则取代了玄学的地位, 玄学与佛教合流之后形成了“六家七宗”。南北朝弘扬佛性学说的代表人物慧远以“法性”谈佛性, 梁武帝以“真神”谈佛性, 竺道生以“理”说佛性。实际上都掺杂了个人理解的佛教。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佛教经典的又一次转化。隋唐二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期, 也是中国佛教的成熟期, 唐代对儒、释、道都很重视。隋唐的佛教学说逐渐渗透了儒家的学说, 被儒家心学化。 (二) 佛教的“神不灭”和“乐生”的意义 佛教传入中国后, 与中国的道士方术结合起来, 当时的信奉者认为, 佛教与中国的黄老道差不多, 造祠供奉可以祈福永年, 长生不老。本来, 佛教是从反对神教中发展起来的, 而其“一切皆空”的理论也不允许有什么长生不死的神仙或永恒不灭的精神实体的存在, 但在佛教刚传入中国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神不灭”却成为佛教的根本意义。 佛教在民间的转化, 使厌弃感性生命的佛教变成了中国式乐生的宗教。这可以从佛教的“业报观”和“佛陀道化”看出来。中国民间对佛教的认识和吸收最好的可能就是因果报应, 和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因缘果报”给挣扎在苦难中的下层百姓以慰藉, 形成了“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的业报观。另一方面, 跳出轮回的佛陀、菩萨、罗汉被老百姓和道教的神仙联系在一起, 摇身一变成了救苦救难, 济世造福, 赐福禳灾的送子观音、招财童子、阿弥陀佛。佛教本来是以看空一切为根本, 出家而以涅槃为至境的。然而观音却总忘不了尘世的家, 甚至像道士那样念咒作法, 扶正除邪。佛教本来是视富贵荣华如粪土的, 然而观音却像道教的赵公明似的, 送财去病, 济世造福。本来以“生”无边的佛教, 就这样神通广大地肯定了现世的生命。中国民间的烧香佛拜, 基本上是为保身、避害、富乐的。因此就有了“闲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无事不登三宝殿”, 急时口念“阿弥陀佛”“菩萨保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