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政治体制改革.docxVIP

战后日本政治体制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众所周知的。考其原因,不能不说战后日本的政治体制改革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战时日本的政治形势 二战结束后,日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迅速恢复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使其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然而,在以发展军国主义为核心的日本近代天皇制的旧政治体制下,仍然采取国家统制经济的形式,要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不可能的。历史已经证明,日本近代天皇制只能导致日本经济朝着国家军事垄断资本主义的方向恶性膨胀并最终毁灭,只有对日本近代天皇制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建立一套新的较为民主的政治体制,才有可能实现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目的。 这一客观要求,是战后初期人民民主革命斗争的主要内容,亦与当时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基本一致。美国政府主要从它自身的利益出发,在战后初期将对日政策的基本点放在通过改革实现日本的非军事化和资产阶级民主化上。所以,日本在美国单方面占领之下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解散日本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逮捕战犯;恢复新闻、通信及信仰自由;实行农地改革及解散财阀;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改革国家政治体制的法律。主要有1947年的《内阁法》、《裁判所法》、《地方自治法》、《国会法》、《日本国宪法》和《国家公务员法》。1948年的《国家行政组织法》、《政治资金规正法》和1950年的《公职选举法》等,其核心自然是《日本国宪法》,这些重要法律的实施,初步确立了战后日本的政治体制即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战后日本政治体制的特点: 第一,天皇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与战前相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之象征,日本国民统一之象征”。所以,它虽然在形式上的居于国家政治结构中心,但是战前明治宪法赋与的各项国家大权均被剥夺,显然,天皇已经从明治宪法体制时的总揽大权降至无任何实际权力的象征性元首地位。 战后日本宪法之所以保留了天皇,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但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顾虑到当时日本的政治形势。日本刚战败时,明治维新以后长期宣传灌输的天皇神权和军国主义扩张思想不可能立即被肃清,相当部分朝野人士还把在战时条件下维护所谓的日本“国体”即天皇权位看作至关重要的事。据1946年5月《每日新闻》调查,支持天皇制者所占85%,反对者占13%。这些数字不可能很准确,但仍旧能反映出大致倾向,所以,麦克阿瑟认为:“事实上,一切日本人都把天皇作为国家元首崇拜”,“如果联合国审判天皇”,会招致日本人“长期对联合国抱有愤怒和憎恶,其结果会引起几个世纪的相互复仇的链锁反应”。“一切日本人都会进行消极或半积极的抵抗”,甚至“引起地下活动或造成游击战争的混乱形势”,“从分裂的民众中间发生共产主义的组织活动。对此情况,占领问题就与过去完全不同了。我们至少需要百万军队和几十万行政官员及确立战时补给体制”。为避免这一后果,才以宪法的形式,给天皇以若有实无的存在。 第二,战后日本的政治体制是比较完全的资产阶级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形式。与明治宪法体制相比,军部从国家政治结构中消失了,而以最高裁判所为代表的司法系统虽然独立于国家政治结构中,且有时也能对日本政局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因最高裁判所裁判长须由内阁以天皇名义任命,所以总的来看,司法权在三权中的地位是次要的。实际上,司法权不可能对立法、行政权有很大的约束力。 第三,战后日本的政治体制的重点在国会和内阁。二者互相影响制约。宪法规定,国会以天皇名义任命内阁总理大臣,即由众议院超过半数的第一大党指名其首脑担任,内阁对国会负责,以天皇名义召集国会、解散众议院或进行大选。这同战前内阁只对天皇负责不同,内阁与国会的关系紧密了,在众议院占据席位的多寡至关重要,只有占据了多数席位,才能组阁执政。在此基础上,内阁不仅掌握行政权,而且掌握了大部分立法权。也就是说,内阁的作用大于国会。 国会虽然是宪法规定的立法机关,但其讨论的法案大多由内阁提出,即法案、政策的制定权基本掌握在内阁。法案的制定过程基本在内阁所属各省厅进行、最后由次官会议和阁议通过,形成法案提交国会。在国会审议时虽然会遭到野党的反对和攻击,但一般情况下不会有大的修正而被通过。即使在本届会期末能成立,在下一届会期继续审议大致也能成立。在战后宪法的七十届国会中,内阁共提出法律案5470件,是众参两院议员提出法案的两倍多,其中成立4589件,约占法案总数84%,这与战前大体相同。在两院议员提出的法案中,在野党议员提出的法案从未能获得通过。何况当内阁的施政在国会受阻时,内阁可以采用各种方式直至解散众议院以排除阻力。从1947年至1975年,众议院被解散十次,即没有一次大选是因为众议院四年任期届满进行的。历届众议院中,任期长者三年九个月,短者仅半年有余。显然,与战前相比,国会的作用虽然增大了,但仍有相当的局限性。 以上是战后日本民主改革后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