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粳稻抗倒伏能力的遗传分析 0 提高水稻抗倒伏能力 这种波动会阻碍干物质的积累，直接影响谷物的产量。此外，由于收获困难，产量可能会下降。因此, 倒伏是水稻高产的重要障碍因素。50年代以来, 随着化肥和有机肥的大量投入和对集约化栽培的重视, 倒伏问题就更加突出。50年代我国和60年代国际水稻所矮化育种成功以来, 水稻品种产量潜力有了明显的提高, 主要归功于抗倒伏能力的提高。随着高产育种的深入开展, 人们普遍认识到矮秆品种虽有利抗倒, 但不利于丰产性的提高。Rao (1981) 认为, 将来育种目标应是培育中杆硬秆不倒品种, 而这种品种没有矮秆基因也能选育出来。抗倒伏性是作物的遗传性与一定的环境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 提高水稻抗倒伏能力可以从遗传和环境两方面考虑。从前, 许多学者多是从栽培措施、栽培条件着手研究。然而, 从遗传上提高抗倒伏能力, 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最经济有效的。本文以倒伏指数作为衡量抗倒伏能力的指标(即倒伏指数越低抗倒伏能力越强) , 研究水稻倒伏指数的配合力, 为水稻抗倒伏育种亲本选配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田间种植组合 选用倒伏指数不同的5个亲本 (表1) , 于1989年和1990年均按Griffing完全双列杂交方Ⅰ, 配制了25个组合。 1991年, 在东北农业大学香坊试验站, 4月20日秧田播种, 5月24日移栽。F1、F2和亲本的田间种植均采用随机区组设计, 3次重复, 行长3m, 插秧规格30cm×10cm×1苗, F1为单行区, F2群体和亲本为4行区。试验田管理均按一般生产田技术规程。 1.2 测定指标及方法 所有亲本、F1和F2代杂交群体均在抽穗后30d左右, 对主茎或第一次分蘖在清晨取样, 测定其株高, 鲜重, 同时对基部节间使用东北农业大学工程学院的茎秆挫折强度测定仪, 测定其基部节间的挫折重, 支点间距离为6cm (基部节间长不足6cm的, 变成支点间距离为3cm, 然后换算成支点间距离为6cm的挫折重) , 倒伏指数=株高 (cm) ×鲜重 (g) /挫折重 (g·cm) ×100。 1.3 统计分析 配合力分析采用Griffing方法Ⅰ、模型Ⅰ。 2 结果与分析 2.1 配合力方差的比较 倒伏指数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 组合间差异显著 (见表2) 。 进一步进行配合力分析 (表3) , F1和F2代的一般配合力方差和特殊配合力方差均呈极显著差异。说明本试验供试的5个亲本的一般配合力效应, 杂交组合的特殊配合力效应均存在真实差异。并且一般配合力方差显著大于特殊配合力方差, 表明倒伏指数在遗传上加性作用占主导地位。由于加性效应能够遗传和固定, 所以, 对倒伏指数早代选择将是有效的。 2.1.1 伏公品种的配合力效应 5个亲本、二个世代的GCA效应如图1。 从图1可以看出, 5个亲本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值, 在二个世代中正负趋势是一致的, 变幅较小。并且, 5个亲本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值在二个世代中大小排序一致 (见表4) , 表明基因累加作用的一般配合力效应, 在世代间的遗传是稳定的。 由表4看出, 倒伏指数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值较高的亲本依次为合江20, 牡862302, 而贺贺稔、东农415的倒伏指数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值在所研究的亲本中是最低的。但是, 二者的差异在F1代显著, F2代未达显著。因此, 贺贺稔和东农415是试验品种中低倒伏指数 (抗倒伏能力强) 的最佳配合者, 即贺贺稔和东农415作为抗倒伏的杂交亲本比较理想。 表4表明, 除后代贺贺稔和东农415一般配合力效应值差异未达显著外, 其余亲本间的一般配合力效应值均存在显著差异, 参见表1亲本的倒伏指数可知, 亲本一般配合力效应值与亲本倒伏指数高低排序完全一致, 呈极显著的正相关 (表5) 。如P4和P1倒伏指数低, 其GCA效应值负向优势大, 说明倒伏指数的遗传以加性效应为主, 因而, 在水稻抗倒伏育种中应尽量选用倒伏指数低的品种 (系) 作为杂交亲本材料。 2.1.2 不同杂交组合间特殊配合力效应 特殊配合力方差在F1、F2代均表现为差异极显著 (见表3) , 表明不同品种 (系) 的杂交组合间特殊配合力效应存在明显差异。倒伏指数特殊配合力效应在二个世代间变化情况 (图2) 表明, 特殊配合力世代间变化较大, 正负趋势也不同, 说明非加性效应控制的特殊配合力在世代间传递是不稳定的, 所以, 在水稻的杂交育种中, 这种特殊配合力意义不大。 2.1.3 反相互作用效果 表3的结果显示, 无论F1, 还是F2, 反交效应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说明在本试验的范围内, 正反交无显著差异。 2.2 群体平均时延 由表6可以看出, 低亲值、高亲值及双亲均值与F1、F2代群体平均值 (x) 间都呈显著和极显著正相关 (r=0.5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