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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的人口城市沉淀模型 农民是当前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新品种。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中国有1.2亿“离土离乡”外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如果加上“离土不离乡”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全国已有2亿多农民进入了二三产业,其中一半多进入了城市。毫无疑问,农民工问题是个战略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农民的非农化、现代化问题。显而易见,外出进城打工是中国农民由农业进入工业,由农村进入城市最现实、最可靠、因而也是最正确的路径选择。农民外出打工是目前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最有效的实现形式。同样毫无疑问,中国的农民工问题是个长期性问题,几亿农民走出土地,走出农村,进入工业,进入城市,并在这一壮丽的过程中完成他们自身的蜕变,绝不是三年五载之功,需要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所谓解决农民工问题,实际上是要在城乡经济社会存在巨大发展差距的条件下,在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完全打破的背景下,引导帮助广大农民外出进城务工,并进而解决他们在城市居住生活所遇到的权益保障、公共服务、就业条件和环境等方面的问题。由于我国农民太多,又由于我们长期实行城乡分治的二元经济社会政策,这就使解决农民工问题成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将成为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笔者一直在关注这一群体及这个过程。2005年笔者具体组织和共同主持了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对农民工的历史与现状,以及他们外出务工面临的各种问题曾作过全景式描述,但还没来得及对这个群体的发展趋势作出具体描述和预测。这个伟大过程受到哪些因素影响?这个过程到什么时候完结?或者说中国农民工问题到什么时候就最终解决了?对这个过程做出科学的预测,无疑对我们自觉地把握这个进程、更好地解决农民工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 农民工问题解决的外部条件 农民工问题同样受到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大环境”和“大背景”的影响。对这些外部条件的分析和把握是我们正确认识农民工问题的历史必然性及其阶段性的基础,是科学合理地确定农民工问题解决的基本思路与技术路线的前提。城市化进程、城乡差距、经济周期以及宏观政策调整与变动是影响农民工问题解决的主要选择性因素。 (一) 劳动力供给失衡 城市化指的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以及城市的不断完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由工业化带动的城市化进程与农民工问题具有相互作用。单从城市化进程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影响看,可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展开:首先从量的方面看,在收入差距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等因素形成的“推拉力”作用下,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一个必然趋势。但是,由于受不合理政策安排的限制,我国城市化进程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城市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被人为地割裂。改革开放前28年,我国人口城市化几近于停滞,由此又导致工商服务业等城市经济发展缓慢,难以产生充足的劳动力需求,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很弱。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需求与供给出现失衡,不断扩大的劳动力岗位需求与有限的岗位供给之间的缺口越拉越大,由此产生了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大量进城的农村劳动力无法顺利找到工作,因而产生了如农民工犯罪等一系列问题,这不仅影响到整个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而且也影响到农民工及其家庭的后续发展;另一方面,在劳动力供求失衡的情况下,容易产生拖欠农民工工资、就业歧视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又引发如农民工医疗保险、农民工社会保障、农民工子女教育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导致农民工问题成为一个难以解开的结。总体而言,由于城市化进程缓慢,导致城市对劳动力需求远远小于农村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求失衡造成农民工缺少选择工作的能力,因此使他们失去了进入和退出职业的自由,导致农民工问题不断出现且解决的难度越来越大。其次从质的方面看,城市发展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内容。城市化与农民工问题解决是同向的。我国农民工问题难以解决,很大程度上与农民工和城市化之间还没有形成良性互动有关。在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下,当地城市居民为主要管理服务对象,城市政府管理与服务职能是针对城市人口而设置,很难适应数量大、流动性强的农民工群体。农民工不仅很难享受到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而且一些基本的权利也无法得到保障。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势必在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产生冲击和碰撞,因此城市政府必须在城市管理等方面做出调整,改变传统的以城市居民为主要对象的城市管理模式,逐步转换成能够容纳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新的治理模式。如果不加快城市化进程和调整城市管理模式,农民工问题会越来越多,并越积越难以解决。 (二) 城乡差距缩小、农民工问题城乡分布的存 城乡差距、区域差别是造成农村劳动力在城乡和地区间流动的重要原因。城乡差距与农民工问题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更顺畅地流动,从而有助于逐步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