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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化管理的风险与防范 最近，随着中国快速产业的推进，城市社会管理的改革创新成为社会各界的热点。其中, 数字城市建设、政府社会治理的技术化和城市管理体制变革交织在一起, 汇成了城市社会管理“网格化”的浪潮, 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 迄今网格化管理虽然已被政界和城市管理者看做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方略, 但却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关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 多数是介绍性和一般评论性的探讨, 而少有学者对此展开学理性的研究和分析。事实上, 作为当下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的重要举措, 网格化管理还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之处。如政府管理部门何以热衷推行网格化管理?网格化管理在其发展演化过程中经历了哪些具有本质性意义的阶段性变化?这些变化对城市基层社会“国家—社会”关系产生了哪些影响?通过网格, 国家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是变远还是变近了?网格化管理是一种以“维稳”为目标的非常应急式设计, 还是具有可持续性、常态化的管理模式?本文试围绕上述问题, 对城市社会管理网格化的生成逻辑及其一般变化轨迹, 作一些初步的研究和探讨。 一、 单位体制和社会治理的“主体”面临着日益的非正规就业、“社会” 欲深入研究理解当下中国城市网格化管理问题, 首先应将其置于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管理模式形成及其演变的总体进程之中, 把握其起源和变迁的轨迹, 并注意发现其各阶段之间发展演进的内在联系, 提炼出其内在的逻辑。 众所周知,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 在现代多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 中国城市社会形成了“国家—单位—个人”三个层级的“总体性社会”管理结构。我们可以将“单位”最具本质意义的特征概括为特殊的“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联结动员和控制机制, 即单位成员依赖于单位组织, 单位组织乃政府实施社会动员和控制社会的组织手段。 运用西方国家与公民“距离”理论加以分析, 由于国家与民众之间存在着“单位”, 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国家与民众的关系距离变远的判断。但实际上此种判断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党组织自始至终贯穿渗透于单位系统之中, 发挥着领导作用。故我们不能仅从控制的角度来理解单位制问题, 而要将其置于党的群众路线和社会动员的总体设计之中, 这样才能对单位制问题获得深刻的理解。可见, 通过上述政策和制度设计, 国家与民众的关系非但没有因“单位”的存在而变远, 相反却形成了浑然一体的整体性构造。 在单位制的基本框架内, 城市“社会管理”问题被最大限度地弱化了, 因为单位制度凭借其“合一性”特点, 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要素结合在一起, 构成了资源分配和社会整合的封闭堡垒。在“单位制”和“街居制”的双轨体制下, 以政府机关和企事业组织为核心的“单位”始终居于社会的“中心地位”, 大量的社会事务基本上都由单位自己办理, 形成了“单位办社会”的格局。这里所说的“单位办社会”, 并不简单地表现为单位为其职工提供种种福利待遇, 而是具体表现为单位 (企业) 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高度合一性。在此种体制下, 政府直接承担的社会管理任务并不十分繁重, 很多社会事务均通过“单位”分解掉了。 在单位体制下, 每一“单位”, 无论是企业还是机关、学校, 都必须在完成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 还要“办社会”, 即处理好自己“蜂窝”内的各种社会事务。虽然处理好上述工作也需要与辖区所在地政府、居委会以及相邻单位发生关系, 但从总体上看, 企事业单位基本上是在其单位体系内化解自身问题, 而尽量不使之溢出单位门槛之外。故在单位体制下, “国家”与“民众”个人很少直接相遇。无论是源自国家的资源分配, 还是单位内部成员的各种利益诉求, 都需要通过单位来加以传导和解决。而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自治机构居委会则居于“边缘地位”, 其管理的对象基本上是那些没有单位归属的边缘人群。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导思想支配下, 延续了30多年的单位制度开始发生变革。在一系列大力度的改革措施推动下, 以单位为核心的“蜂窝社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 在单位之外出现了庞大的“自由职业者”和“非正规就业群体”。而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过密化”和乡村“过疏化”趋向, 则催生了大量流动人口, 使得政府的城市管理模式开始发生转变。学术界一般将此种治理模式称之为“政府社会治理技术化”, 其内涵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现代国家通过引入新技术、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 更好地提升自己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效能;其二是指国家在实现自身管理目标时, 其管理技术、治理手段正在变得越来越“技术化”123-127。上述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 主要表现在: 第一, 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凸显。改革开放后, 延续30多年的城乡二元结构虽已逐渐走向松动, 但其所承载的社会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