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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省域地下经济、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及演化趋势 21世纪，随着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主要由投资促进的经济增长进一步增加，中国的环境保护形势更加严峻。根据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联合推出的“2012年度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排名,中国在参评的14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16位,比2008年下降了11位。另据世界银行、中科院和国家环保总局的测算,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因此,要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统筹考虑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国内外的众多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Beckerman借鉴库茨涅茨(Kuznets)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著名“倒U”型曲线假说,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也可能存在倒U关系。Grossman、Krueger等基于经验数据证实了人均GDP与污染物排放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环境库茨涅茨曲线(EKC),SO2大气悬浮物随人均GDP增长而升高。Stern等研究发现,当选取全球性国家样本数据时人均硫排放与人均收入之间呈单调关系,当选取高收入国家样本时为“倒U”型,排放量的削减与时间相关与收入不相关。Maddison利用空间经济计量方法对环境库茨涅茨曲线进行的实证研究则表明,一国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邻国人均排放量的影响,一国人均氮氧化物排放量会因与人均收入高的国家相邻而减少。Caviglia-Harris等使用生态足迹这一综合指标衡量环境质量,发现生态足迹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EKC倒U关系。 贺彩霞、冉茂盛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结果,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地区域差异,而且二者之间存在双向反馈机制。包群、彭水军利用6类环境污染指标来实证检验EKC假设,研究结果表明,EKC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和估计方法的选取。吴玉鸣、田斌则使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进一步分析了省域环境污染的空间相关性,认为我国省域环境污染存在明显空间依赖和空间溢出效应,并得出了省域人均收入越高、环境污染越严重的结论。综上所知:第一,现有研究大多以时间序列模型为主,隐含地假设一个区域的环境污染与相邻区域在地理空间上不存在空间相关性,由此获得的估计结果可能存在偏误,推导的结论和环境政策建议也难以令人信服;第二,经济增长通常是环境污染程度上升与地下经济扩张的原因,但是关于地下经济的存在及其规模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相关研究不足,国内外尚缺少这方面的理论研究;第三,学者们多以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及工业三废等单一污染物排放来衡量环境污染,缺乏整体上的考量。本文试图克服以上不足,在总结现有空间经济计量分析技术基础上,研究我国省级环境污染程度、地下经济规模、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 环境指数与地下经济规模的测量 1.1 复合污染指数pi的测算 本文使用复合环境污染指数作为对各省份环境污染程度的度量。复合污染是指多种污染物对同一介质(土壤、水、大气、生物)的同时污染,其典型反映是污染物在城市之间相互输送,造成各城市污染相互关联及多种高浓度污染物在时空上的叠加。因此,构建符合污染指数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各种污染物相互影响之后的影响程度。借鉴原毅军等基于熵权法构建环境污染指数的方法测算复合环境污染指数。复合污染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Pi表示某一省份的复合环境污染指数。 xij表示选取的污染物指标标准化之后的数值。本文选择废水排放量、化学需氧量(COD)、工业废气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作为对水体、大气、土壤污染的衡量。采取的空间样本数据是除了台湾省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外的大陆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样本区间为2002-2010年,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βij为第i个省份第j项指标的系数,即根据熵值法确定的每种污染物的权重,βij则为: 其中,m为指标个数,m=5;Ee是各项ej的和。ej表示第j项指标的熵值,则ej为: 其中,n为省份数,n=31;k=ln(n);fij为第j项指标下第i个省份占该指标的比重: 1.2 各省份地下经济规模的测算 根据目前比较一致的认识,地下经济是指根据现行的国民经济经济核算体系应该被核算而未被核算和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未涉及但又确实存在的经济生产活动。货币需求法是测量地下经济规模的较为优良的方法,但却无法估测各个省份地区的地下经济规模,故本文使用要素分配法测算各省份地区地下经济的规模。根据经济学原理,收入=消费支出+储蓄,又因为消费支出、储蓄支出的官方统计相对准确,而人们则有隐瞒收入的倾向,所以地下经济部门的劳动报酬收入可以用消费、储蓄与收入的差来计算,见下式: 继而根据劳动者报酬在地下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即正规经济部门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可估测中国各省份地区的地下经济规模。 2 地下经济与环境生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