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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公司法的自由精神与制度规则 自由是公司的天性。可以说, 没有自由, 就没有企业。1如果说自由是企业的精髓和灵魂, 那么自由主义就是公司法的精髓和灵魂。自由主义应当成为公司法的基础和支点。2 我国公司法的显著特征是大量的强制性规范的存在, 这使得我国公司法基本上堕落成为一部纯粹的企业管制法。究其原因, 主要是国家计划主义和政府干预主义仍然根深蒂固地支配着我国公司法的立法政策。可想而知, 如此一部公司法难以担负起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重任。因此, 公司法修正的首要课题就是要重新确立公司法的自由主义精神, 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其制度规则。 本文将从公司人格、公司设立、公司资本、公司治理以及公司交易五个方面来讨论公司法的自由主义及其法律政策的选择。 一 公司法精神的彻底废弃 早期公司法普遍地对公司人格予以限制。随着法律的进步, 这种限制逐渐减少。可以说, 公司法的现代化程度越高, 公司人格的解放就越彻底。我国公司法原则上承认公司的独立人格, 但与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公司法相比较, 却又存在着相当多的束缚和缺陷。 首先, 这种束缚来自于对公司权力能力的限制。对公司经营范围的限制是其表现之一。对公司的经营范围进行限制起源于英国普通法, 并为其他国家所普遍接受。一方面, 人们认为既然公司是政府“特许”的产物, 那么, 理所当然地须接受政府节制;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人们对公司的不信任。 随着经济的发展, 时代的进步,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公司经营范围的限制严重地束缚了公司的生产经营能力, 不利于公司随着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生产经营政策, 于是法院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 并逐渐放松对越权规则的适用。譬如, 法律容许公司目的条款的“多元化”, 允许公司通过修改章程改变公司的目的, 直至最终使用一般性目的条款, 承认公司可以从事“任何合法经营”。3 我国长期以来坚持企业经营范围限制的立场。4现在看起来, 这种限制显然已经不符合现代公司法精神了, 有必要彻底废弃。 对公司权力的限制是其表现之二。历史上, 各国法律均在不同程度上对公司的权力予以限制。譬如, 限制公司转投资的能力, 限制公司的担保能力, 限制公司的贷款能力, 限制公司的捐赠能力, 不允许公司成为合伙人等。而现代法律则普遍赋予公司广泛的权力, 承认公司“享有与自然人相同的从事一切必需或者必要的活动以执行其营业或者事务的权力”。5 我国现行公司法对公司的权力仍然给予了较大限制, 如《公司法》第12条对转投资的限制, 包括不能转投资于合伙企业。《公司法》第60条对担保、贷款的限制是对公司的限制, 还是对董事、经理的限制, 则语焉不详。关于公司的公益捐赠问题, 虽然公司实践中并不鲜见, 但现行法律却没有规定。这些都有待于我国公司法今后予以修正、明确或者补漏。 对公司经营范围和权力范围限制的必然逻辑是“越权规则”的适用。“越权规则”在公司法制史上也确曾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今天, 如果承认公司可以从事“任何合法经营”, 公司享有“与自然人相同的权力”, 那么, 越权规则也自然没有意义了。事实上, 现代公司法已经原则上抛弃了越权规则。6这一发展使得公司的人格得到无限的展延。 我国公司法虽然限制公司的经营范围和权力范围, 但是, 公司法本身却没有关于越权行为的规定。因此, 此次公司法修改时, 尚需要明确规定公司不因超越经营范围和权力范围而使交易发生无效 (当然相对人非善意的除外) , 以此保护交易的安全。7 另外, 这种束缚来自于对公司财产权利的限制。享有自由可支配的财产是公司人格的物质基础。离开了这个物质基础, 公司人格无从体现。公司对公司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任何股东均不能以个人名义支配或者处分公司财产。 我国《公司法》第4条第2款虽然承认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 但是, 遗憾的是, 该条第3款却又规定“公司中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为什么公司可以享有由其他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 而惟独对国有资产实行特殊待遇呢?该条规定出尔反尔, 实际上否定了公司的独立财产权, 从根本上动摇了公司的人格基础。在司法实践中, 若认真执行该规定, 公司法将不复存在。所以, 公司法的修正首先应该废除的就是这一规定。 最后, 我国公司法缺乏确保公司自由人格的责任机制。公司的特征之一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两权分离的目的是使公司成为独立的法律主体。为配合这一目的, 法律使公司的投资者承担有限责任, 使公司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见, 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是公司人格的效果体现。 但是, 如果公司放弃其自由意志而任由他人 (如控制股东) 支配, 从而使得公司成为他人所利用的一种“工具”, 或者如果投资者滥用有限责任特权而不能注入充足资本, 或者公司没有满足成立公司人格的程式要求, 公司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