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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事功伦理与淑世情怀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强调道德修养和个体美德的培养。在政治实践中，他明确强调道德，而儒家伦理则被视为道德修养。然而,德性修养不是儒家伦理的最终旨归,能够在现实社会中建功立业,成就经邦济世的卓越事功才是儒者最高的价值目标。伴随着儒家德性伦理一脉的发展,儒家事功伦理经历了曲折的进程,从孔子对事功的重视,到之后逐渐被德性伦理遮蔽,又籍北宋儒学复兴运动而渐起,在南宋事功学派与理学的论辩中得到了较为完整的阐发。南宋后期,随着理学的兴盛,事功伦理一度走向衰落,直至明末清初经世之学的兴起而再度复兴。 一、 孔子的德性观 作为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孔子在强调德性修养的同时,并未忽视事功的重要性或将二者割裂开来。如果说“修己”是偏重于内省式的道德自律的话,“安人”、“安百姓”便是经济天下、博施于民的外在事功。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孔子在强调个人道德修养———“修己以敬”的同时,还强调“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在他看来,个人的道德修养只是起点,“安百姓”才是终极目标。如果“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达到了“圣”的境界,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道德境界———“仁”还要高。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是孔子对义利关系的经典表述,这句话常常被视为他重视道德修养、贬低功利的证据。其实孔子这一命题包含“德”与“位”两层含义:其一,在道德层面上,道德高尚的君子行事应当坚持道义原则,遵守道德规范,相反,小人则往往为了追逐利益而不择手段;其二,在职位或社会分工的意义上,国家的统治者应当依照“义”的原则,遵守为官之道,把国家治理好,使百姓丰衣足食。处于社会下层的普通百姓———“小人”,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应当积极追求物质利益,这是职业本分。在这一意义上说,孔子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功利追求并没有一概反对,他所担心的只是统治阶级与民争利的问题,故而告诫统治者要“喻于义”。 孔子在品评人物时也坚持了德性与事功相结合的原则。管仲因其为人和事功与儒家的价值标准存在许多相悖之处,受到儒家学者的批评。孔子也批评管仲“器小”、“不俭”、不知“礼”,认为“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但是对于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的卓越事功,孔子毫不吝啬地称赞其为“仁”。“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为了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立场,孔子十分坚定地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由此可见,孔子对“仁”的内涵的理解并不完全是德性主义的,事功也是必不可少的构成要件。管仲不知礼,有违“德”之规范,但其能建功立业,故仍然契合“仁”的要求。另外,从孔子本人一生的政治实践来看,他对于事功的重视并没有停留在思想层面上,作为一个身体力行的儒者,他一生周游列国、颠沛流离,仍然矢志不移,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经济天下的社会理想。 孔子在评价弟子子贡时,也毫不掩饰对其事功才能的欣赏。孔门众多弟子当中,子贡在问学、政事、外交、经商等方面的才能十分突出,颇受孔子欣赏,以至孔子称赞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孔子弟子众多,能得到孔子如此夸赞的弟子并不多。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子贡非凡的外交才能,并且用墨颇多,“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彊晋而霸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经商理财的天赋也非常高,“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论语·先进》)。鲁国的大夫叔孙武叔甚至认为“子贡贤于仲尼”(《论语·子张》)。尽管这一评价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子贡的才能和事功确有过人之处。孔子之后,儒家开始分化,有“儒分为八”之说,但从儒家思想的传承演变进程来看,儒学传统可以大致分为两派:一是以颜渊、曾子等人为代表的一派,重视德性修养,追求道德理想,传承了儒家的德性伦理传统;二是子贡等人走了一条现实主义的路子,在坚持和发展儒家德性原则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经验和实际知识的重要性,关注现实,追求事功。 二、 “第四步”:从“内圣成德”到“外王事功” 自孟子提出“性善论”和“四端说”后,儒学偏向内圣的倾向开始显露。到了汉代,以“通经”之人为儒,与孔子所说的能够“安人”、“安百姓”的儒者已经相去甚远。特别是《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的确立,提出了“以修身为本”的成德进路,将德性修养作为实现事功的起点与基础,开辟了儒家由内圣成德到实现外王事业的路径,儒学重内圣而轻事功的倾向越发凸显。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