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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明远比较教育研究的文化主义范式 比较教育研究的思想 顾明元是中国明确倡导比较教育的科学家之一。他说，“文化研究是我提出的比较教育研究方法。”。”问题在于为什么在比较教育研究中进行文化研究?他说:“只有从文化研究中才能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教育的本质”;“要想认识和理解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教育,非了解和认识该国该民族的文化不可。”看来,在评析顾明远教授比较教育研究的思想时,有必要研究其关于“文化研究”的基本思想。本文试图回答的研究问题是:顾明远教授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持什么样的文化观?如何从文化主客体的关系中去构建认识框架?文化是如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体现出价值论的?他所提出的“文化研究”是如何体现其诠释范式的?本文主要采用文献法,从比较教育研究的文化主义范式角度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 顾先生的文化传统 既然“文化研究”是顾明远先生极力主张的比较教育研究的一种范式,那么我们首先要明确顾明远先生所秉持的文化观。在本文看来,顾明远先生的文化观应该是“文化民族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是指表现文化领域内的一种强调本民族共同文化认同,维护本民族文化独立性的民族主义倾向”。文化通过民族这一载体存在、发展,民族又因为依托了文化这一坚实根基而愈益牢固、紧密,“文化民族主义的目的是在人们感到其文化认同不足或受到威胁的时候,通过创造、保存和强化这种文化认同,来重建其民族共同体。文化民族主义者把民族看作是独特历史与文化的产物,是具有独特属性的集体结晶。简言之,文化民族主义关心的是作为一个民族的本质的文化共同体的特殊性”。 基于此,我们来看顾先生的观点。他指出:“我认为,所谓文化,是指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采用的方式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顾先生赞成张岱年、程宜山在《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的“文化”界定,即“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与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这个总和是由动态的人类活动方式和静态的活动所取得的成果两个部分组成,同时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建筑、服饰、器皿等)、制度(包括教育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和思想(包括思维方式和民族精神)。在他看来,对于教育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问题在于,顾先生提出了文化的特性,即民族性、稳定性和具有变异性或时代性,还有统摄性和系统性,尽管这些特性不在一个逻辑层面上,但从民族性这个特性上看,他是在文化民族主义的意义上理解的,因为他说“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文化的民族性表现得越发强烈,这是指不同民族国家而言”。他所理解的文化的稳定性和时代性也是指民族文化的稳定性和时代性。因此我们可以把文化概念逻辑地演绎为“民族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思想文化”。与此相关的概念是民族文化传统,在顾先生看来,它“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对现实社会仍产生巨大影响的文化特质或文化模式,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历史相似或历史待续性质”。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顾先生一方面持民族文化观,这个“民族”概念不是“族群”概念,实际上就是“民族国家”的概念,但他也认为,在多民族国家中还存在着多种民族文化,我们称之为“族群文化”;他还赞同列宁的同一民族国家内的双文化观,即统治阶级文化和被统治阶级文化,也存在着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但“必定有一种主流文化代表着一个国家民族的整体文化”。另一方面对民族文化进行了价值判断,即“优秀”和“落后”的文化分野。在顾先生那里,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是同义词,是“民族生活的样式”,但“每种民族的文化传统中都有优秀的内容,也不免有落后的内容。在文化发展和变革中就要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的东西,摒弃落后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东西。对待外来文化,也是这种态度,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的东西,排斥落后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基本的文化观”。问题是如何利用这种“文化观”来进行比较教育研究? 二、 传统文化的相对人的经验观 在顾先生的文化民族主义文化观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探讨如何用这种文化观进行比较教育研究。他认同埃德蒙·金的相对主义的“主”、“客”文化观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使用,指出:“他的相对主义方法论重视客文化中的主体对教育现象的观点。”实际上顾先生把客文化和主文化概念引入了比较教育研究中。“引入任何一种理论都需要评价和鉴别,吸收其精华,融化到我国的主文化中,使其本土化”,这是文化在哲学上的二分法。但“客”和“主”应该是“民族”的“客”和“主”。 (一) “文化研究”立场的转变 它涉及如何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开展文化研究,更准确的提问应该是“如何用文化来开展比较教育研究?”顾先生说“最好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更明确的表达是,最好采用文化人类学研究使用的方法,也就是人种志方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