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叙事文学中武则天的明君形象与女性心态.docVIP

明清叙事文学中武则天的明君形象与女性心态 历史上的武则天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唐人作品中的武则天形象比较符合历史，相对比较客观;宋元时期，人们的主观倾向在武则天形象上表现得比较明显;明清时期，受封建礼教的影响，叙事作品中的武则天形象总体上比较差，甚至出现了丑化的倾向。但也有少数作品，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女皇形象，她开设女科、任命女官、为女性翻案等，这是当时女性参与社会事务心态的表达。 一、女性参政的理想明君 明清时期女子在礼教的规范下从社会事务中退化出来，其活动范围仅限于家庭。男性的社会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女性最值得称道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相夫教子才是根本，只有“夫贵”才能“妻荣”。但女性参与社会的努力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由于女性的现实文化角色是与自然人相冲突的，父系文化不得不付出极大的精力，来维持对女性的文化高压环境，一旦这种外在的文化环境松动，女性的文化面貌就随之发生较大的变化。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的曲线往往是和父系文化盛衰的曲线相重合。”［1］从家庭走向社会的女子只有少数几种:一种是妓女——一直活跃于社会上的女人;第二种是驰骋沙场、军功卓著的女人，如妇好、花木兰、冼夫人、浣花夫人、梁红玉等;第三种是才女，如曹大家、班婕妤、苏惠、李易安、朱淑真等。才女能够获得较好的社会名声，但却又令男性“望而生畏”。女子有才气，就有了思想，有了思想，往往希望参与社会事务，这是男人们所惧怕的。“男性历史学家和男性政治学研究者，极力将女性排斥在政治史和政治学之外，可以理解为两个原因:一方面，男性学者将男性经验视为唯一标准和普遍经验，难免会以偏概全，女性经验和女性在政治中的作用被忽略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男性学者或多或少对女性介入政治领域的现象产生了恐惧，似乎感觉到了男性群体这一传统文化赋予的权利被女性蚕食着，似乎觉得如果政治权力中心的性别秩序被打乱，将会危及到整个政治权力系统的安全。所以，他们对女性参与公共政治领域是如临大敌，并且选择在政治史和政治学文本中遗忘女性的存在，即使有些妇女被提及，也往往是作为一个‘妇女干政’的反面教材。”［2］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真正临朝称制的女皇帝，她建立了大周王朝，坐了数十年天下。在她当政时期，经济繁荣，社会全面发展。在女子执政的历史中，武则天无疑是最成功者。《镜花缘》中的武则天是小说所塑造出的一个理想明君形象。 武则天虽贵为君主，但并非贪得无厌、狂妄自负。《镜花缘》第五回当太平公主恭贺武则天会得到如古之“八元”、“八恺”等英才辅弼时，武则天非常谦虚道:“此虽上天垂象，但朕何德何能，岂敢妄冀巾帼中有八元，八恺之盛。倘得—二良才，共理朝纲，得备顾问，心愿也就足了。”［3］武则天希望巾帼之中也会出现栋梁之材，但并没有过度奢望，没有因为自己是君主就不可一世。 武则天比较理智，有容人之量。武则天具有安邦定国的能力及感召力，即使她的政敌，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得不与她妥协。如在开设女科时，一大批政敌的女儿前来参加考试。如徐敬业的侄女徐丽蓉、骆宾王之女骆红渠等都是与武则天是势不两立的仇人，但都积极赴考。另外，一些反对武则天的人仍在朝为官，如文隐担任淮南节度使等。武则天能够使对手为己所用，成功地驾驭这些反对者，显示出非凡的领导能力。唐敖中了探花，有言官上本参奏唐敖曾经与徐敬业、骆宾王等人结拜为异性兄弟，请旨降为庶人。武则天并没有加罪于他，只是把他降为秀才。在封建社会，最大的罪名莫过于谋反，君主最忌讳这一点，唐敖的经历触及到了最敏感的问题，定一个“谋反”的罪名轻而易举，直接斩首或满门抄斩都是有可能的，而武则天却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搞连坐，从轻处理，可见其气度。 武则天明察秋毫，能体恤民意。如她发现当年科考中的一些弊端，便另设补考。因回避亲戚关系而未参加考试的问题应该由考官提出，这里却是武则天自己发现并主动提出的，反衬出武则天心思缜密，对有才能之人的重视。对有特殊情况应考人员的特殊关照，则是武则天平时行事作风的反映。女性执政，惺惺相惜，自然会提拔有才能的女性。许多文学作品就虚构了这样的理想国，为女子施展才华提供用武之地。 二、开设女科 现实社会中女性没有机会走向社会，这种意愿在文学作品中找到了实现的方式，即参加科举考试。明代徐渭《女状元》中的黄崇嘏、清代邱心如长篇弹词《笔生花》中的姜德华、清代陈端生长篇弹词《再生缘》中的孟丽君，她们都是乔装改扮，进京赴考，高中状元。这些女性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女扮男装，借助隐藏身份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如果想以女性的真面目建功立业，只能寄希望于统治者承认女性的身份、地位及参与社会事务的正当性。能实现这个理想的最佳途径就是武则天。 武则天很重视有才能的女性，但历史上并没有开设女科举的记载。或许武则天未尝没想过开设女科，可能囿于当时条件，没有实现，但这种设想却在文学作品中开花结果。最典型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