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曌”为名看武则天称帝与传统文化.docVIP

从以“曌”为名看武则天称帝与传统文化 武则天是中国封建王朝中唯一的女性帝王，其称帝是多种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学界对影响武则天称帝的文化基础的考察，集中在佛教及祥瑞图谶两方面，并认为后者是武氏称帝的立足点。[1](p277-296)“曌”是宗秦客为武则天称帝做准备，据《周易》离卦改自“照”字、武则天取以为名的“新字”。从武则天以“曌”为名的目的、手段及“曌”字的意蕴看，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与符命文化一样，都是影响武则天称帝的重要因素，离卦更是武则天称帝的正统文化之根。女娲崇拜对武则天称帝同样具有深刻的影响。但已有研究对儒、道文化及女娲崇拜在武则天称帝过程中的作用鲜有论及。①如孟宪实指出了儒家文化是武则天营造称帝舆论的基础，但其仅以武则天永昌元年（689年）亲享明堂为证，将亲享明堂纳入中国传统意识形态领域之中，并未注意到儒家文化在武则天称帝中的根本性作用。林世田也从祥瑞图谶的角度论述了武则天称帝的文化基础，但同样未对武则天称帝与儒道等传统文化的关系予以揭示。见孟宪实：《论武则天称帝的舆论营造》，载《中国中古史研究（第一卷）》，中西书局，2017年；林世田：《武则天称帝与图谶祥瑞——以S.6502〈大云经疏〉为中心》，载《敦煌学辑刊》2002 年第2 期。以“曌”为名如何反映武氏称帝的文化因素，又具体表达着何种特殊的符命意蕴呢？ 一、武则天为反映其帝王符命而改名为“曌” 中国古代某些帝王特别是改名的帝王，其立名有着特殊的目的与依据。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帝王立名的目的与依据是相对固定的。唐末五代之初的朱全忠（温）曾改名为“晃”，其在改名为“晃”令中指出，“从易以便人”及“稽其符命，应彼开基之义”，是“先王（立名）令典”即立名的原则。[2](p46)“从易以便人”，是指帝王应以单字为名，省却臣民避讳之烦；“稽其符命，应彼开基之义”是指其名要反映其符命，与其立国登基之实相应。仅从帝王立名与其符命的关系看，“应彼开基之义”是开国之君立名的目的，“符命”则是这些帝王立名的依据。 符命指祥瑞、图谶等天命表征。[3](p166)它既可以是一些特殊的自然现象，也可以是特殊的谣谶迷信，还可以是某些特殊的相貌、经典章句等等。据历史文献记载，古代帝王以符命立名的方式有二：一是据帝王符命的意蕴择字立名，如周太王见其孙周文王生有“圣瑞”，“度其当昌，故名之曰昌，欲令昌盛周也”，[4](p1033，1034)这里的“圣瑞”即是祥瑞类符命，“昌”则是反映文王“圣瑞”内涵的文字；二是据符命的形蕴造字立名，如五代十国时期南汉王刘龚改“龚”作“”，依据的就是“白龙见于南海”这一“符龙之瑞”[2](p1808)的“龙飞在天”之形造字立名。[5](p637) 据符命立名之法在春秋时期被称为“以德名为义”的“义”法。[4](p1034)朱全忠改名所言的“稽其符命”的立名之法，就是传统的“义”式立名法。据此，以义法立名是为了“应彼开基之义”，使其名副其帝王身份之实。南汉王刘龚也是以“义”法改名为刘的。但不论是据符命之意择字立名，还是据符命之形造字立名，义法所立之名都反映着特定的天命内涵。那些登基疑义较大、登基阻力较大的开国之主，或是以非正常途径称帝之人，更希望通过义法“正名”，宣扬自己称帝的天命合法性。 武则天以非正常途径称帝，《改元载初敕文》阐明了其改名与称帝的关系。敕文称：“人必有名者，所以吐情自纪，尊事天人。是故以甲以乙，成汤为子孙之制；有类有象，申繻明德义之由。朕今怀柔百神，对扬上帝，三灵眷祐，万国来庭。宜膺正名之典，式敷行政之方。朕宜以曌为名。”[6](p19-20)敕文提到了“人”名的功用与目的是“吐情自纪，尊事天人”，即要以名言志，尊承天意，顺于人事。这是武则天以曌为名的基本目的。 “成汤之制”与“类”“象”“义”，都是达成这一目的的立名之法。其中以甲乙等十天干立名的“成汤之制”，在春秋战国时期已退出历史舞台。[7](p3-27)“义”法即是以文王名“昌”为典型的、据符命命名的立名法，[4](p1034)是朱全忠改名令中所言的“稽其符命，应彼开基之义”的帝王立名之典。如果符命是帝王专有的天命符号，那么义法就是帝王专用的立名典则。 敕文中“怀柔百神，对扬上帝”，指其祭祀百神，回报天恩。这是帝王才能拥有的权力。《汉书·扬雄传》载：“方将上猎三灵之流，下决醴泉之滋。”唐颜师古注引如淳曰：“三灵，日、月、星垂象之应也。”[8](p3553)“日、月、星垂象之应”“三灵眷祐”即是天降祥瑞之意。“怀柔百神，对扬上帝，三灵眷祐”，其意是言武则天拥有天命，故而符命频现。据此，武则天改名为“曌”，就是要根据其符命，“正”其帝王之名，达到“尊事天人”的目的。“义”法就是武则天改名为曌的立名方式。 简言之，武则天是以义法作为改名依据的，“曌”字由此具有反映其帝王符命的政治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