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的现实与心灵精英意识的理性回归从《看见》看纪录片栏目创作理念的新变化.docxVIP

《等待》的现实与心灵精英意识的理性回归从《看见》看纪录片栏目创作理念的新变化 《视觉》更注重新新闻，侧重于挖掘社会热点问题。例如对“最年轻的博士”张!炀的专访，不但重新审视了人们观念中的“成功教育”，更揭示了年轻一代在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节目在形式上注重与被采访者的交流，对于父亲拨苗助长的教育方式，受访者张!炀用“楼脆脆”“楼倒倒”来形容自己成长教育的脆弱性。只有话语的碰撞才能激荡起理性的火花，只有这样真实的采访才会让人反思对“成功教育”的盲目崇拜和追捧。 《从人的心理看节目质量 《看见》栏目在创作中重新把“人”作为关注点，但它又有别于以往对“人的生存状态”通过电视媒介进行还原的形式，而是更注重“人的心理”，并通过有故事的情节安排达到目的。故事化是纪录片栏目惯用的方式，为展现事件的矛盾冲突，制造悬念是常用手段。在《看见》栏目中，悬念的制造不止于情节的安排，而是更巧妙地运用在对人物心理的探究上。一方面，心灵的沟通是实现传播效果的最佳方式，通过看别人来反观自己；另一方面，心理往往被看作隐私，窥视成就了心理访谈节目的收视率。不管原因为何，《看见》远不止于此，它还进一步深挖形成某种心理的现实和社会因素，这才是栏目的落脚点。也正是这一点，提升了整个节目的品质，因为它的主旨就是观照当下社会，关注当下社会中的人，展现人的内心世界。对药家鑫案双方父母的专访，深入到受访者的内心，让观众感受他们的惋惜、悔恨、无奈、心痛、无助，激发受众共同的心理过程，还原人性的本源，在救赎和反思之中才能够真正地起到教化、引导和规范行为的作用。这正符合《看见》的栏目宗旨：记录现实，观察生活，刻画人的冷暖、感知、思想与渴望，了解陌生，认识彼此，端详相似，审视自我。 电视镜头的哲学意蕴 “纪录片拥有其他媒介无法替代的认知世界和认知自我的强大功能，是一种富有启发性文化内涵的艺术”（刘炜：《由地域文化谈电视纪录片的选题方向》）。衡量一部电视纪录片成功与否，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其是否具有思想性和哲理性，这点在大多数内容丰富、制作精良的纪录片中都不难找出。正如郑征予所说：“电视纪录片在忠实记录生活的背后，其蕴含的哲学内涵已相当深入、深刻，涉及到人生、社会、历史、自然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各个方面，包括当代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生存问题；个体生命的生死问题；群体文明的延续与消亡问题；人生的婚姻、爱情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生命的终极价值、终极意义问题。”（郑征予：《电视纪录片的哲学思考》） 电视纪录片应该如何表现及深化其哲理性，《看见》也给出了一个新的范例。该栏目在选题上以小见大，没有选择政治要闻或宏观大事件，而是以平民的视角，抓取有关“人”的故事，从小事中探寻深刻的哲理。如“为了‘零号’身材”，折射现代人扭曲的审美观念；“长大要成人”暗含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问题等。画面语言是电视节目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看见》在画面语言的创作上，追求以平实的细节表现深刻的思想，成功地运用画面语言表现无声的细节，对深化节目主旨和表现人物内心的挣扎具有重要意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画面与音效营造的氛围直指人物和观众内心。 从社会现实的角度反思自我身份的构建和认同 《看见》更加注重对公民意识的培养。西方的传播学者认为，现代传播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是一种操纵和支配的力量，同时也会提供解释和论述，以此来构建和塑造公共意见，影响事件发生和发展过程，这就是所谓的媒介话语权力。纪录片节目作为电视媒介的主要传播形态，运用其话语权力培养公众以平等的身份参与社会活动，关注社会发展，是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的保证。同时，还可以对一些歪曲和误解公民理念、违背公民意识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和纠正。例如“自贡救狗事件调查”，不止于判断冲突双方的是非对错，而是强调在公民意识培养中立法的缺位。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法》（现改称为《反动物虐待法》）只是一部民间的非官方专家建议稿。正如主持人所说，“在这个社会转型的时候，人群之间不一样的观念和体验往往是冲突的来源，冲突呼唤着规则，其实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冲突本身也酝酿了规则，当冲突的双方在摩擦当中不断地摸索边界，试图进入和理解对方的体验，才能尽可能地寻找共识，而这样的共识就像一位大法官所说的那样，是人类社会的共有经验，也是立法最牢固的基础。” 以《看见》为代表的纪录片栏目将选题关注点又一次偏向社会现实，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从主观方面来讲，是公众个体对自我认同、自我价值的追问。在当代社会，人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有多种可能性选择，并且认同的范畴相互交叉、相互冲突，甚至相互矛盾。认同“已经变得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它已经从过去被认为是在限制它的社会结构的基础中脱离出来。这样一来，人们对自我认同就产生了不确定和焦虑。新闻媒体具有议程设置和监视环境等功能，因而当个体在认同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