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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政府模式下的引责辞职 在中国现代社会，民主概念逐渐受到重视，政治文明日益突出。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乃是“责任政府”制度的真切确立,在责任政府制度下,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与公共管理行为必须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与问责。官员引咎辞职既是西方民主法治社会的常见事例,也是我国现阶段政府管理职能转换后的现实回应,同时更是我国政治文明进程中的鲜活表象。正如一句法律格言所言:“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引咎辞职是责任政府模式下看得见的政治文明。作为一种政治文明新象,引咎辞职在我国政治生活中正处于初始阶段,国家法律与政策没有形成系统规范,理论界与学术界也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在执政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宏大背景下,对引咎辞职进行深入考析,厘定理论纷争,廓清实践迷雾,具有重大意义。 一 政府官员重权轻责 共和国建立以降,基于意识形态、苏联模式、传统政治、革命经验诸因素的影响,我国政府制度呈现出全能主义的态势。这种全能政府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政府万能与社会萎缩,政府在国家社会事务中居于高高神坛之上,具有不可动摇的威权,社会对政府的约束力虚乏甚至虚无。与此伴生的是,政府官员权力过分集中,公共权力被异化与滥用而得不到有效规制,政府官员重权轻责的现象蔓延。 现代民主社会,政治必须是“责任政治”,政府必须是“责任政府”。政府及其政治领导人必须就其政治与行政等公务行为对公民负责,受公民问责。每一项政治或行政失误,必须有官员负责,必须由政府向公民作交代。官员引咎辞职是责任政府模式下的必然产物,它的现实缘起至少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 1. 政府与公民之间出现矛盾 对于公众来讲,政府行为往往表现为政府官员行为。当政府官员错误地行使公共权力,并造成恶劣影响与严重后果时,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将被削弱,公民和政府之间将出现矛盾。实行引咎辞职,使民众对官员与政府的不满情绪得到及时的缓解和宣泄,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得到有效回归与提升。 2. 胁迫性服从害公民情绪的爆发 政府的权威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命令——服从”的纵向强制,这种公共权力的强制性在确保社会有序方面不可或缺,但也有可能使公民产生胁迫性服从,继而使公民产生不满和愤怒。这种不良社会民众情绪的酝酿是可怕的,它一般将使政府权威下降,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甚至会引发政府合法性危机。引咎辞职表现为官员的自律与自咎的形式,更表现为公民力量通过问责官员对政府强制的反强制,因而能起到化解危机,重塑公民政府的功效。 3. 引词辞职的功能与作用 只有加强政府与民众的交流与互动,民众才能有效地影响政府、监督政府,政府也才能在民众面前树立阳光与亲和的良好形象。引咎辞职是政府与民众在重大事故与事件发生时良性互动的结果。这种官员问责的特殊形式有助于政府加强诚信建设,有助于政府增强服务功能。这在我国深化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中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引咎辞职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举措,其功能与作用是多层面的、多重性的。本文认为引咎辞职的根本目的,是解决可能出现的政府信任危机与合法性危机问题,维护政府的诚信、服务与亲和形象,这是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 二 官员问责制中的“形态” “引咎”一词最早记载于《北史·周武帝纪》中:“公卿各引咎自责”。《辞海》对“引咎”的解释是“由自己承担错误的责任”。《法语大典》将“引咎辞职”定义为“引咎”(take the blame)是“把过失归在自己身上”。显见,“咎”为一种“过失或责任”,这种过失一般指政府官员违背其职权设定初衷,导致危害民众、祸及社会的后果。它不同于刑法意义上的“过失”,它是相对于国家设官定制的政治与公共管理目标而言的,这种责任应该是一种间接责任。它相对于现代国家官员问责的多种形式,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 现代国家的官员问责制是西方政党政治的产物,长期发展后,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系。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履实多时,但面目稚嫩。它是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表现为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追究官员责任的独立体制。 但引咎辞职不能等同于问责制,它是由问责制引起的,是问责制的一部分,是问责制的结果。引咎辞职与问责制下的责令辞职、免职、辞退及其他纪律处分有明显的区别。 1. 责任承担情况上的责任情况不同。对于有直接责任 二者性质相近,容易混淆。一般而言,引咎辞职的官员可能不负直接责任,但按照行政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主要官员要承担间接责任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则一般是直接责任;比较起来,责令辞职在严重程度上胜过引咎辞职,对官员政治前途的负面影响更强;引咎辞职是更多是由官员自律自觉而做出的个人行为,责令辞职则表现为集体追责的组织行为;责令辞职是较为成熟的一种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