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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韵例》校读记 一 关于《联本》韵式的使用 押韵研究与古韵研究密切相关。孔光森说，“如果你想研究古代的声音，首先要研究古代的押韵。”。”但是研究古韵的人只留意《诗经》的韵例,为它写了专条或专书的论述;而对屈赋的韵例,却不见有所阐发。从段玉裁开始,人们都只把屈赋韵的分部摆了出来,却不谈他们是根据什么格律和格式来圈划屈赋中的入韵字,并把它们整理为不同的韵部的。直到现代,才有陆侃如在《屈原》里捎带地对《天问》一篇的韵例有所阐发,稍后冯沅君写了《楚辞韵例》一文,才有专门的论述。但他们都不是研究古韵的,又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古音学家所谓“无处无韵”、“触处成韵”的影响,对于屈原的创造精神也表现在韵例这一点上,并没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他们的阐发和论述都没能真正反映出屈赋韵例的实际。至于王受天的《韵例八章》,由于研究不深入,脱离实际就更远。据姜亮夫说,他也有《楚辞韵例》,但至今未见发表。所以认真整理出屈赋的韵例,对于研究古韵学和古典诗歌韵律学,都有必要。 屈赋总共二十五篇,班固和王逸记载非常明确。它们是:离骚、云中君(包括《东皇太一》)、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包括《礼魂》)、天问、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远游、卜居、渔夫、招魂、大招。研究屈赋的韵例韵式,就不一定按照这个顺序,而可以先从《离骚》、《怀沙》、《天问》三篇入手。因为这三篇为屈原所作,除了极少数虚无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以外,是很少有人怀疑的。 本文使用的条例如下: 1.只摘录入韵句的句末实字,不入韵句的句末实字不录,用“○”表示它的空位。 2.句末实字后头带有的“兮”、“些”、“只”、“之”、“也”、“乎”、“焉”、“者乎”等虚字,在实字的右下角分别用小一号字表示。 3.为了反映出虚字“兮”在屈赋中的特征,凡不入韵句的句末“兮”用“○兮”表示,不入韵句的句中“兮”用“○＿兮＿”表示,入韵句的句中“兮”则在实字的右下角用“-兮-”表示。 4.虚字本身入韵的,就只录虚字,并在它的下方标上“△”的符号。 5.衍文、倒文、错字、错简等等,先照今本录出韵式,紧接着就列出校正的韵式。前者加括号、不编码;后者编码,并加注说明。前人圈划错的韵例也如此处理。 6.一个韵式内如有换韵,用“/”隔开表示。 按照上面的条例,得到《离骚》、《怀沙》、《天问》三篇的韵式如下: 《离骚》:朱熹的《楚辞集注》除了在《天问》中没把152和153、156和157、178和179划分开来以外,其余各例都是各自独立,不跟上下相混相连。对于《离骚》的4、5、6三例,他知道是“同用一韵,意亦相承”,但还是分而为三,并且把它们称作“三章”。应该说,朱对上述三篇的韵式在韵脚多少上的认识,基本上是准确的,他不愧是一位先觉者。所有的前辈古音学家都没有通观全局,深入分析,从中总结出屈赋所固有的格律和格式,以致往往被一些偶然相连的现象所迷惑,不加考虑就把它们合为一韵。他们的认识反而不如朱熹。 我在《诗经韵谱》中说过,韵式无论多么纷繁复杂,归根结底,是由韵脚的多少、韵脚的奇正、韵脚的繁简三个要素组成的。只要抓住这三个要素,对于古今中外一切韵文的韵式,就能了如指掌,若网在纲,有条不紊。用“三要素说”来看上述三篇的207个韵式,就可知道:在韵脚的多少是清一色的四句式,在韵脚的奇正上又清一色的间句韵,在韵脚的繁简上当然还是清一色的单一韵。因为四句的间句韵只能是单一型,而不可能是别的。 当然不能认为从上述三篇总结出来的四句式,就是屈原在韵脚的多少上所使用的唯一形式。但是,象《离骚》这样的长篇,长达372句之多,是完全有条件采取六句式、八句式、十句式以至更长的韵式的。既然没有出现那些韵式,而是自始至终都用的四句式,这就不容争辩地表明了:四句式是屈原最喜爱的惯用的一种韵式。如果不了解这一点,看到用韵上的偶尔相连,就顺韵而下,不能画然中止,象冯沅君所列举的“十四句间协例”、“十六句间协例”、“十八协例”之类,则难以让人接受。我们看到:《诗经》虽有十四句或十六、七句的长章,但是按照意义分成小段以后,便都不到十句。所以《诗经》中最长的韵式是十二句式,并且才九个例子,在《诗经》韵式的总例中仅仅占有千分之六的比重。这也有助于认识屈赋中是不会有十四句、十六句、十八句的韵式的。细审冯文,其他几种间协例都举了好几个例子,唯独十六句、十八句的间协例只有孤证。十四句间协例下除去《九辩》一例不计(《九辩》不是屈作,也只剩下孤证。孤证是不成其为例的,所以冯文也不给二十二句、二十四句的间协孤证立例。由此看来,屈赋最长的韵式是到十句为止。这一点,下文还会进一步证明。 屈赋有没有最短的二句式,象冯文所说的“二句连协例”呢?冯文举了四例,只有《湘君》和《东君》的两例才是属于屈赋。现在就来看看《湘君》和《东君》的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