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萨义德《东方学》的基本思想.docxVIP

论萨义德《东方学》的基本思想 1978年出版的《萨积德东方学》出版了《东方学》，通过分析东方学的殖民语言，探索了东西方关系、文化和帝国主义的研究领域，建立了一个新的语言体系，通常被称为后殖民主义。 一、 从“事的东西”到“思维方式”的东方学 在《东方学》一书中,萨义德探讨的不是东方的现实,而是欧洲对东方及其当代命运的表述,具体地说,就是东方学。 依据萨义德的理解,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门类的东方学,涉及所有与东方有关的领域,从文献的编译到钱币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和文化学研究,包括从古到今任何已知的亚洲文明和非洲文明。所有以东方为对象从事教学、研究和写作的人,无论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还是语言学家,无论思考的是具体的还是一般的问题,都是东方学家,他所从事的事情就是东方学。 萨义德无意具体探讨作为学术门类的东方学,而是迅速过渡到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东方学。后者建立在东方和西方二元对立的基础上。这些对立包括:理性、发达、文明、高级的西方与非理性、落后、野蛮、低级的东方;不断进步的西方与永恒如一、始终不变的东方;自我界定的西方与没有能力界定自己的东方;作为主体的西方与作为客体的东方;作为普遍性的西方与作为特殊性的东方,等等。西方的诸多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以及行政官员,都接受了这一东方和西方的区分,并以此为出发点,建构与东方国家和人民的习俗、心性、命运等有关的理论. 仅仅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倒也罢了,问题的要害是,东方学还是一种处理东方的机制。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它对有关东方的事务进行裁断,并以此为理论的、政策的依据,对东方进行殖民统治。在此意义上,东方学是西方用以控制、规划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机制。萨义德把这一层面上的东方学称作东方主义。 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学的三重内涵具有一种递进关系,即:作为一种处理东方的机制的东方学,依赖于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东方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东方学,又依赖于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门类的东方学。从关于东方的“学科”到“思维方式”再到“主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时期。依据萨义德的观点,东方学产生于14世纪初,但直到18世纪晚期,它才具有第三种含义,也就是说,直到18世纪晚期,东方学才演变成东方主义。显然,东方学和东方主义是有区别的:并非所有的东方学都是东方主义的,东方主义只是东方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具有的性质。 二、 “东方主义”的文化机制 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一种思维方式还是一种主义,东方学都是经过长期的积累、积淀才得以形成的。从表面上看,随着东方学的发展,其有关东方的知识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但从实质上看,这些变化并未改变或冲击关于东方的惰性、稳定性和连续性的观念。基于此,萨义德提出了“显在的东方主义”和“隐伏的东方主义”两个概念。 东方学发展到19世纪,开始将有关东方的基本观念,诸如专制倾向、乖戾思维、不求精确、不思进取等凝固为牢不可破的连贯整体,西方读者正是通过这种有关东方的话语来认识东方。在西方读者的视域中,这种话语真实地反映了东方社会的现状,具有客观性,借助于这种话语就可以准确完整地了解东方。即使出现了关于东方的新材料,也完全可以在这种话语的框架中加以解释,从而不断地强化这种话语。萨义德发现,19世纪众多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都无一例外地使这种话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详细,越来越透明。在此意义上,萨义德把19世纪西方作家和思想家有关东方观念之间的差异概括为显在的差异,认为它们大多是个人风格和写作形式的差异,在对东方的认识方面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不断证实、增强和深化了东西方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萨义德提出隐伏的东方学这一概念,其用意就是说明,东方学者的偏见并不仅仅是他们个人政治立场的反映,而主要来自东方学这一文化机制本身。萨义德分析了诸多作家和思想家的著作、发现即使是那些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人物,也自觉不自觉地采纳了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他们对东方的关注总是居高临下的,总是把东方看作有待帮助或照料的对象。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这些学者是否同情地认同东方文化,而是存在着这样的事实,所有西方有关东方的话语最后都是由统治东方领地和民族的意愿决定的。萨义德甚至认为:“每一个欧洲人,不管他会对东方发表什么看法,最终都几乎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中心主义者。”P260在此意义上,把隐伏的东方学改为隐伏的东方主义可能更为合适:显在的东方学是不断变化的,隐伏的东方主义则是经久不变的。 在萨义德看来,作为一种体制化、系统化的学科,东方学同时在东方、东方学家和西方读者三个方面施加压力。东方学家把东方视作有待解剖的生物标本、有待教化的学生、有待审判的嫌疑犯,甚至是有待改造的罪犯,使东方由异于西方的世界变成了有待控制的世界。可以说,正是由于东方主义,东方才被描述为有待研究和评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