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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完成形式 最近，李书同志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文章（见《文龙》第1986年12月2日）。他认为，中华民族团结的主要形式是暴力和战争征服。对此,我不敢苟同,在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据我看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以和平与战争的两种方式来完成的,两者相辅相成。但无论从时间或空间来说,和平方式是主要的,由此促成了各民族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你来我往,取长补短,融会结合,求得共同的繁荣和发展。这里尽管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但都出于本民族意愿,产生了相互吸引的凝聚力,暴力、战争征服只是加速了这种凝聚力的发展和巩固,为共同体的进一步组成和扩大起了催化作用。宏观地说,前者是常态,是基础,后者是剧变,是手段。 让我们来具体考察一下中国历史。 依照《周易·系辞》的说法,在黄帝之前,人们处在原始社会阶段,不知经过了多少年,到神农氏末期,各部落部族之间暴力、战争发生了。当时,轩辕氏领导各部落部族先与炎帝为代表的部落部族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最后双方联合起来,再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擒杀蚩尤,天下太平,各部落部族“威尊轩辕为天子”,称黄帝(《史记·五帝本纪》)。这是上古传说时期战争动乱的第一幕。这中间虽然经过了战争,但总的说来,战争时间毕竟是短暂的;在结合的过程中,黄帝也并不是一味信奉武力,实行战争征服,而是“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史记·五帝本纪》),从而取得了四方万民的拥护。当然,黄帝并非真正的历史人物,这些传说,或多或少渗入了后世学者“理想化”的成份,但离开历史真谛不会很远。 自黄帝至夏代的传说时期,这中间不知经过了多少年。现据文献记载,只是在尧的末年,发生过战争,有流放共工、三苗、兜和杀鲧的事件,悠悠岁月中,人们都在献身于物质文明和政权的建设。请看:传说中黄帝时代创造了文字、历法、衣冕、春臼、牛耕、车马、舟楫……尧时代开始划分管辖区域,制订度、量、衡,音律、礼教、刑法……舜时代确定官员的分工,开展大规模的治理河水的工程……(《世本》、《史记·五帝本记》)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上古社会的飞跃,这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文明的大门并不是用战争征服之锤来打开的。 自中国社会进入封建制阶段后,政权的更迭常常需要通过暴力战争来完成,但这并不是绝对的。那么,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结合,组成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是否一定要通过暴力、战争征服方式来完成呢?应该说有些时候、有些地区是这样,有些时候、有些地区并不是这样。但主导方面决不是战争征服。 在东北地区,分布在松花江、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中下游的肃慎,是今阿尔泰语系、满语、通古斯语族的满、锡伯、赫哲、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的先民。肃慎与内地王朝的政治联系很早就开始了。至西周,与肃慎建立了臣属关系,故周天子及其臣下有“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的说法(《左传·昭公九年》》。这种关系的确立,不见有任何战争征服的记录。自西周以后,肃慎与内地王朝的联系始终维持着,后来肃慎改称勿吉、靺鞨,部分开始内迁,隋炀帝时有突地稽部入居柳城(今辽宁朝阳市)。唐代大批靺鞨族定居在今北京市周围地区,最后都融合于汉人。 东北地区除了肃慎、靺鞨外,尚有东胡系的乌桓(丸)、鲜卑、契丹、奚、室韦等民族。乌桓、鲜卑本散居在大兴安岭周围地区。汉代乌桓大批内迁,安置在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大致相当今河北张北县迤东至辽宁铁岭县一带),为汉守边。汉还在辽东、辽西二郡内乌桓、鲜卑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置了辽东属国。乌桓最后融合于汉和其他民族,在历史上消失了。这是自然同化的结果。 鲜卑民族曾入主中原,建立了政权。尽管这样,鲜卑族上自最高统治集团,下至平民百姓都接受了汉文化,重用汉人官员,与汉人通婚,读汉文,说汉语,最后也都融合于汉民族。 契丹、奚在唐贞观二十二年“咸请内属”(《旧唐书·北狄传》)。唐于契丹本土设立松漠都督府,于奚本土设立了饶乐都督府。成为唐王朝多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后来契丹族建立了辽朝,统治中国北方很大部分地区,时间达二百多年。奚在契丹兴起后一部分内迁至今河北万全赤城一带,称西奚,留在故地的称东奚,二支又先后都融合于契丹,而契丹最后又融合于汉和别的民族。 室韦在唐武德八年派使者到长安,此后比年或间岁不绝于朝。唐设有室韦都督府,属羁縻性质,故地在今嫩江流域。后来室韦的一支称蒙兀(瓦)室韦的向西迁移,进入蒙古高原北部。形成蒙古民族。 关于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首先涉及到汉与匈奴的关系问题。在西汉前期自汉高九年至武帝建元六年六十多年间,汉和匈奴实行和亲政策,少有战争。汉武帝元光六年以后,双方开始发生大规模战争冲突,至宣帝甘露三年匈奴南单于呼韩邪降汉,“汉与匈奴合为一家”,结束了一百五十多年的对峙局面。津津乐道“和亲”的友好手段,掩盖事实上存在着的矛盾和斗争,这固然不妥,但强调汉对匈奴的战争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