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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校误一则 金史完成后，它经历了朝学者的错误调查和中国出版社的修订研究，但偶尔存在错误和遗漏。《金史》虽被学者们公认为三史中错讹最少、审密翔实的, 但仍是有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其文中多有人名的混淆、时间的混乱、事情的张冠李戴等等, 本文所要探讨的“亳州军变”的时间就是《金史》中相互矛盾的一个典型。由于笔者能力有限, 文中的不足之处, 尚请方家指正。 《金史·王宾传》:“王宾字德卿, 亳州人。贞祐二年进士。……天兴元年 (1232年) 正月, 亳州军变, 节度使粘哥荆山出走, 杨春以州出降 (蒙古) 。”(1) 按:此处说天兴元年正月杨春等发动亳州军变, 并以亳州投降蒙古。时间当误。 据《金史·粘哥荆山传》:“粘哥荆山, ……正大中, 累官亳州节度使。九年 (1232年) 正月己丑, (蒙古) 游骑自邓至亳, ……丁未, ……军至亳州城下。州止有单州兵四百人, 号‘镇安军’, 提控杨春、邢某、都统戴兴屯已六年。荆山悉籍城中丁壮为军, 修守具, 而大兵亦不暇攻。四月, 拥降民而北, 城门闭, 不之知也。五月, 纵迁民收麦, 老幼得出, 丁壮悉留之。……‘镇安’者皆红袄余党, 力尽来归, 变诈反复, 朝廷终以盗贼待之。荆山以迁民为军, 盖防之也。及召外兵不至, 乃请于归德, 得甲骑百余, 两总领统之。既至, ‘镇安’疑其谋己, 乃乘将士新到不设备, 至夜, 掩杀殆尽。荆山出走卫真, 楚珩与之马而去, 州中豪贵悉被剽略。”(2)可知, 镇防军发动的亳州军变在五月。 又据《金史·哀宗纪上》:“ (天兴元年) 夏四月……丁巳 (公元1232年4月28日) , 遣户部侍郎杨居仁奉金帛诣大元兵乞和。戊午 (公元1232年4月29日) , 又以珍异往谢许和。……甲子 (公元1232年5月5日) , 御端门肆赦, 改元天兴。”(3)即四月金朝改元为天兴, 故《粘哥荆山》的“五月, 纵迁民收麦, 老幼得出, 丁壮悉留之。”当是天兴改元之后, 故应是天兴元年的五月。即《粘哥荆山传》认为亳州军变发生在天兴元年五月。《金史》卷117后面的中华书局的校勘记依据《粘哥荆山传》的亳州军变在五月, 从而认为《王宾传》“此作‘正月’疑误”(4), 但没有给予肯定的说法。 据《金史·哀宗纪上》:“ (天兴元年) 五月……癸巳, 杨春入据亳州, 观察判官刘均死之。”(5)这是亳州军变在五月发生的又一直接证据。 下面以时间为线索, 从而提供间接的证据。 据《元史·石天禄传》:“壬辰 (1232年) , 皇太弟拖雷南渡河, 天禄为前锋, 战退金兵, 夺战船数艘。夜至归德城下, 袭其营, 杀三百余人。金将陈防御出兵追围天禄, 天禄溃围复战, 金兵退走。提兵掠亳及徐, 所过望风附降。”(6)可知, 蒙古军将领石天禄在1232年攻打归德, 而后攻掠亳州、徐州, 所过之地都投降蒙古, 当然包括亳州。 又据《金史·哀宗纪上》, 对于1232年的蒙古进攻归德的记载只有一次:1232年“二月……乙丑, 大元兵攻归德。”(7)参考《石天禄传》中他的活动, 也就是说石天禄在壬辰年二月乙丑日以后, 即公元1232年3月7日攻打完归德后, 才会进军至亳州。《金史·哀宗纪上》:“天兴元年……五月……癸巳, 杨春入据亳州, 观察判官刘均死之。”(8)即杨春是在公元1232年6月3日发动的亳州军变。 再据《金史·刘坚传》:“刘坚者, 初为大兵守城父, 亳州复擒之, 囚之于狱。杨春谋欲北降, 乃出之, 使为宣差。乙巳, 大兵石总管入州, 改州为顺天府, 春为总管, 戴兴为同知, 刘顺治中, 留党项军千人戍之。属县皆下”。(9)由于在《金史》中, 《刘坚传》的前面是《粘哥荆山传》, 而在记述亳州军变时直接用“乙巳”来交代时间, 没有再交代其他, 故《刘坚传》所述的亳州军变时间当同于前者的天兴元年五月。因此, 《刘坚传》的“乙巳”当是天兴元年五月乙巳, 即公元1232年6月15日。 参照《元史·石天禄传》, 可知《刘坚传》中的大兵石总管当是石天禄, 故按时间顺序可这样排列:石天禄在公元1232年3月7日攻打归德以后, 不久进军至亳州;杨春在1232年6月3日发动亳州军变, 并派人向蒙古投降;石天禄在1232年6月15日进入亳州城。据此, 以时间形成的间接证据也就在此证明亳州军变在天兴元年五月。 综上所述, 可知亳州军变在天兴元年 (1233年) 五月, 而《王宾传》中的正月的说法是错误的, 《金史》卷117后面的中华书局的校勘记也可将“疑误”改为“确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