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子·密州出猎》写作意图探究.docVIP

内容摘要: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彰显的并非是“跃马于边关,厮杀于沙场”的报国立功的信念,而是体现了“经邦济世”的政治理想。“西北望”并非实指西北边疆,而是八卦中的乾位,代表君主所处之地。“射天狼”则表达了作者与新党集团作斗争的决心。 关键词:《江城子·密州出猎》政治理想经邦济世见危致用 自从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入选中学语文教材之后,语文界就普遍认为:出猎对于苏轼这样的文人来说,或许是偶然的一时豪兴,但他平素报国立功的信念却因这次小试身手而得到鼓舞,以至信心十足地要求前赴西北疆场弯弓杀敌。苏轼任密州知州刚四十岁。他是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愿请求外任的。除了致力于地方政绩外,苏轼一直梦想大用于世。当时西北边事紧张。熙宁三年(1070),西夏大举进攻环、庆二州。四年,陷抚宁诸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针对的就是宋与西夏的战事。 几乎所有中学语文教师都基于这一理念展开教学。对此,笔者一直持怀疑态度,因为苏轼写这首词时宋夏战争已经结束。在通读《苏东坡全集》之后,我发现苏轼虽然渴望建功立业,但他的政治理想绝不在于守卫边疆,杀敌卫国,而是另有所图。 一.苏轼当时真的立志“守边卫国”吗 我们首先从东坡一贯的政治理念说起。 从苏轼存世文字来看,他始终认为决定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主要因素并不在于“命将出师,兵交于外”然后打胜仗,而在于治政者“不失其所以为国”①的根本。 比如苏轼年轻时上的奏章《策别训兵旅三·策断一》:“臣以为当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为中国之大忧,而其动也,有以召内之祸。内之民实执起存亡之权。”很明显,苏轼当时就认为“内祸”远甚于“外忧”,为政之要首先在安民,他希望被朝廷重用,然后推行仁政。 在创作《江城子·密州出猎》两年之后的熙宁十年,张方平托苏轼代笔给宋神宗上奏章,苏轼写下了后来名闻遐迩的话:“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后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胜也,则变迟而祸大;其不胜也,则变速而祸小。是以圣人不计胜负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祸。……今自近岁日食、星变、地震、山崩、水旱、疫厉,连年不解,民死将半,天心之所向背可以见矣。而陛下方且断然不顾,兴事不已。……臣愿陛下远览前世兴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绝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邻,安静无为,为社稷长久之计。”这篇奏章虽然是在代人捉刀,但事实上反映的却是东坡“好兵者必亡”的观点。苏轼始终抱着“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想法,加之其名闻海内的文人才气,他自然有自知之明,绝不会认为自己的才华、能力表现在带兵打仗方面。而且他心里十分清楚宋太祖赵匡胤的遗训——崇文抑武是本朝立国的基础,因此,“经邦济世”,是他一生的执着追求。他渴望运筹于庙堂之上,而不是跃马于边关,厮杀于沙场。 其次,从当时官场的关注焦点来看,也可以发现苏轼志不在守边。 詹安泰先生认为,北宋词人在政治上大多并不关心对外战争,对他们有直接威胁、关系到他们个人得失的,是延续不断、此起彼伏的党争。苏轼可能比一般词人的思想境界要高些,他对于宋朝当下政治形势的思考不一定出于个人的得失,但是从他当时的作品来看,他最关注的朝廷根本问题,实际上也是正在实施中的王安石新法之乱国扰民问题,而不是边防不稳固。如果看边防问题,就在苏轼创作这首《江城子》词的前一年(熙宁七年),北宋还在西北取得了“熙河之役”重大胜利,国家边事不利局面刚刚得到了极大扭转。而且自熙宁以来,北宋对外用兵方略,一直是执政的新党在掌控、支配,并无发言权的苏轼,身在密州。据《宋史》记载,当时密州蝗灾、旱灾连续不断,盗贼横行,而新法仍取利于民。此时的苏轼,在新法取利苛密、密州尚难治理的情况下,安顿密州百姓的生活还来不及,又怎么会产生抗敌卫国的爱国热情? 在繁重的治理工作间隙,能够出城打一次猎,对苏轼而言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然而受到新 党打压,已经对朝政冷眼旁观多年的苏轼,又怎么会重燃被朝廷重用的希望的呢? 二.苏轼为何会重燃“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希望 密州知州任上的苏轼,因为处在新法执行层,面对“蝗旱相仍,盗贼渐炽”,“北方之民,流移相属,天灾谴告,亦甚于四方”②的现实,他仍然不死心,内心深处仍然希望自己能得到皇帝信任,一贯的政治主张能被重视。那样,他就有了重回朝廷一显身手的机会。这一点从他赴任密州一年后,写给鲜于侁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说:“公文学德度,宜在朝廷,久此外远何也?”鲜于侁政治观点与苏轼相同,当时也正任地方官。两人在回朝任职上志趣相投。 同时,从词中“亲射虎,看孙郎”之句可以看出,苏轼这种“射虎”的心态,也是他离京多年来郁闷情绪向外投射的结果。他“亲射虎”想证明什么?证明的正是前面的“鬓微霜,又何妨”,他想表明自己还年轻,还可以成就一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