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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利西斯》中的民族意识与民族问题 乔伊斯的代表作《尤利西斯》是理想主义的杰作。以往对《尤利西斯》的研究,主要是以两个男主人公在一天之内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为线索,来探讨这部作品的“现代性”,其中既包括其思想内容的现代性,即现代人对各种现代问题的感觉和认识,也包括其艺术的现代性,即乔伊斯对写作手法的革新。但随着乔学研究的深入,西方的批评家们逐渐意识到,作为饱受异族压迫的爱尔兰知识分子,乔伊斯在他的代表作中关注的不仅仅是现代人类的普遍问题,而且也包括他对爱尔兰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对爱尔兰民族命运的关注不仅在小说的男主人公身上展示出来,而且也在小说的女性人物身上隐晦而不乏深刻地展现出来。因此,随着对乔伊斯民族关注研究的深入,以前往往被批评家们忽略的女性人物形象也引起了一些批评家的兴趣。目前乔伊斯研究对其作品中女性人物身上所传达的作者对民族命运的关注有所认识,但相关的研究仅局限于对某个女性人物的零星研究,并未将女性人物纳入到系统研究的框架内。因此,笔者拟对《尤利西斯》中的主要女性人物进行系统的整体分析,并借此揭示乔伊斯在这些女性人物形象上所寄托的对民族命运的关注。 “共在变体”(consubstantiality)在《尤利西斯》中是一个起关键作用的概念,对解读《尤利西斯》隐藏在对生活琐碎细节的描述之中的寓言、比喻和象征意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既是一个宗教概念,也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既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存在形式,又指事物具有相同本质但在形式上相互变化的存在形式。在乔伊斯笔下,共在变体的概念被大量运用到人物的寓言功能上,使得《尤利西斯》中的人物形成几个寓言意义上的组合,数个人物分别意寓某个事物或现象的不同侧面,而且一个人物又可以同时属于不同的共比组合,就像上帝既是上帝一个存在,又可以分别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存在形式,而且圣父、圣子、圣灵又是上帝的同一个存在,可以相互幻化。《尤利西斯》中有数组人物均形成了意义链上的“共在变体”,如布卢姆、斯蒂芬和莫莉,他们实际上分别是代表爱尔兰民族历史、现状及文化杂交未来的“共在变化”。同样《尤利西斯》的四位主要女性人物,斯蒂芬的母亲、卖牛奶的老妇人、戈蒂和莫莉,共同组成了爱尔兰饱受天主教、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之苦的贫困现状和文化杂糅趋势的“共在变体”。 一、 梅的象征、思想和教育意义 在《尤利西斯》的开篇,爱尔兰青年艺术家斯蒂芬的内心就不停地为他母亲的鬼魂所困扰,对她既厌倦又惧怕:“她去世之后,曾在梦中悄悄地来找过他,她那枯槁的身躯裹在宽松的褐色衣裘里,散发出蜡和黄檀的气味;当她带着微嗔一声不响地朝他俯下身来时,他依稀闻到一股淡淡的湿灰气味。”(1)但是他的内心又时时怀恋母亲对他的关怀:她那由于替孩子掐虱子而被血染红的指甲,她从牙缝里省出寄给远在巴黎的儿子的生活费,他比任何人都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惟一真实的字眼就是母爱,母爱是“人生惟一靠得住的东西”。(2)斯蒂芬对母亲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令不少人产生困惑,热爱自己的母亲是人之常情,即使是斯蒂芬厌恶母亲信仰的天主教,但也不至于在心中把死去的母亲幻化成呼着湿灰气味的女鬼,总感觉对他形成的永久威压:“她两眼盯着我,想迫使我下跪。”(3) 乔学批评家温斯托克(Jeffrey A.Weinstock)对斯蒂芬母亲的评价似乎可以为我们解决这一疑问提供一些线索。他在论文“失望之桥”中指出,梅·达德勒斯(斯蒂芬的母亲)是一个“代表母性和天主教的人物”,即她不仅是一个个体的母亲,而是一个代表母爱和天主教毒害的人物,她的身上有更宽广的象征或寓言意义。(4)温斯托克的评价为我们诠释梅·达德勒斯打开了一道门,至于她身上更深刻的象征或寓言意义还需批评者进一步探讨。如果我们将梅放入《尤利西斯》这部书的整体框架内,我们不难发现她代表一系列的东西:母爱(或祖国之爱)和宗教的毒害(或更广意义上的宗教毒害之下的爱尔兰)。 首先,梅是祖国之爱的代表。在《尤利西斯》第二章中,斯蒂芬运用寓言的手法说明了祖国之爱之于一个公民的意义。他认为,如果那个丑孩子萨金特没有了母亲的关爱,“在这谁也不让谁的世间,他早就被脚踩得烂成一滩无骨的蜗牛浆了”。(5)恰恰是因为有了母爱,斯蒂芬才“免于被践踏在脚下”,但他母亲自己“却没怎么活就走了”。(6)在斯蒂芬心中,母爱无疑是人生惟一靠得住的东西,无论孩子多么丑,母亲总会把他“搂在怀里,疼在心上”,“她爱的是从她自己身上流进去的他那虚弱稀薄的血液”。(7)正因为如此,斯蒂芬一直在思念母爱,就像那个哀伤的狐狸,“刨啊,刨啊”,刨着母亲的爱,刨得双爪是血。 梅的母爱在《尤利西斯》中不仅仅是个人情感,也是祖国之爱的寓言。用母亲来意寓祖国的做法并不是乔伊斯的专利,因为在殖民和后殖民话语中,女性往往是国家的寓言,国家的概念“常常以母亲或妻子的身份出现”。(8)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