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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性人文的幸福学我们幸福学的构建 一、 名之为“幸福学”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不是“你”，而是“他们”。 这是因为“我们”是由“我” (说话者、思考者, 甚至是行动者) 此一主体或个体所发动的。当说话者“我”说“我们”的时候, 在诉求、宣称或表达一种态度, 就是“我和你”、“我和你们”是有某种联系或关系的这种态度, 也在表明“我和你”、“我和你们”在某些意义下同属于一种社群或共同体, 说话者“我”意图藉由这样的话语形式形构一种认同或归属感, 可能是情感的、抑或是经由认识理解而产生的认同或归属。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范围可以是什么?按我的归纳与见解, 就是“我”加上“他者” (the Other) , 而且是“多元的他者”。 大会宗旨说得好:“让生活更美好”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也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点出了即使处于后现代, 人类依然向往一种美好生活, 而美好生活不是单靠一个个人所能成就的, 必须仰赖在“宏大叙事”中的健全社会去推动完成的。这也是大会苦心所标举的“我们”。我的发言与发想, 即是在一个哲学思想的高度, 一个积极正向的维度, 尝试为“生活与发展”此人类永恒议题提供一个可能方向, 即奠基于人性人文的一种方向, 名之为“一种幸福学的建构”。 如果我们问任何人, 他/她的人生目的为何?最多的答案是“追求幸福”。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C.) 是第一个探讨幸福的哲学家, 他在《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一卷第七章提及“目的即善”。如果有一种目的, 除它之外, 别无其它目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欲追求的善;如果目的不只一个, 那么其中最后一个才是“至善”。唯有至善才是真正的目的, 而幸福似乎比其它任何事物更符合最终目的之义。中世纪哲学家暨神学家托玛斯 (St.Thomas Aquinas, 1224/5-1274) 基本上承袭了这个基本观点, 他说:“实践事务上的第一原理原则即为实践理智的对象, 也即是最终目的, 而人类生命的最终目的就是极乐或幸福。”至此, 得出幸福即“至善”、“最终目的” (last end) 之意。亚里士多德还指出政治学的目的以及行动所能达致的最高善即是“幸福”, 并且将“幸福”等同于“生活得好和做得好 (行为/行动得好) ” (living well and doing well) 。由于“做” (或名之为“行为”或“行动”) 的是非善恶是哲学伦理学的主要课题, 因此, 幸福的概念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 也和伦理学密不可分。 然而, “幸福是什么?”的具体内容却是众说纷纭, 连哲学家也都难有共识。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一个人最深刻地实现其本性的生活状态, 也是符合德行的活动, 故对幸福和对德行生活的真诚追求是同一回事。即使在以经济全球化为主, 带动各项的全球化之冲击与影响下的此时此刻, “幸福”仍是人们心中自然的渴望。 三、 “他者”与“其他人” 亚里士多德说:“人的幸福与不幸均体现在行动之中。”也就是人的行动与作为, 尤其指出人的德行决定幸福不幸福。当今美国德行伦理学家麦金泰尔 (Alasdair MacIntyre, 1929-) 也认为:“对人之美好生活即是不断寻找对人之美好生活的生活, 而且德行对这种寻找是必要的, 能使我们了解人之美好生活还有什么是更好的。”这是一种德福一致观, 也符合一般中国人的思维。小至个人道德, 大至社会伦理均然。有别于强调行为对错的义务伦理学, 德行伦理学强调行为者的品格特性 (即德行) , 然现今社会已不是个人自扫门前雪的个人道德所能涵盖说明, 更多的是与“他者”交往的社会伦理、公共伦理甚至全球伦理。尤其在日渐开放与民主的全球化趋势下, “做/成为一个好人” (to be a good person) 与“做/成为一个好公民” (to be a good citizen) 是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 传统德行伦理学“成为一个好人”的概念, 儒家说“成圣成贤”或“成为君子”, 在当代, 必须转化为“成为一个好公民”的概念才能正确诠释与理解。 这样的一种社会伦理学, 不能只狭隘的看到自我, 只看到我辈的“人” (人类) 。人作为一肉体和灵魂组成的复合实体, 作为一具有理智、意志和情感, 以及同具本性 (nature) 和超性 (super-nature) 面向的特殊存有, 不能自我封闭, 只关心自身的处境, 必须同时向“他者” (the Other) 开放。自我封闭、只关心自身的处境或利益, 这样就个体人而言, 即成为“自我 (利己) 主义”、“自我中心主义”或“个人主义”;就群体人而言, 即成为“人类中心主义”;二者都易流于狭隘的个人、族群或类属主义。何为“他者”?凡“异于己者”即是“他者”, “他者”包括了他人、自然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