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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改革的制度安排与均衡制度观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三个面相在制度关联、行业租与秩序自由主义之间 2012年3月28日，国家批准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以下简称“温州试验区”）分为三个区域、综合和试验区。但究其实质而言, 则可以视为包括金融体制改革和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在内, 围绕温州民间金融这一特定命题所试行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多重均衡现象。与均衡制度观相一致, 温州试验区的构建并不能单纯地认定为“危机倒逼政策”的产物, 在逻辑上, 这是错把一种力量存在的表象当做原因。 从现实来观察, 金融运行充斥着“放松”与“管制”的辩证逻辑, 尤其是对金融市场风险和失控的过分担心以及对行政控制的过分依恋, 往往成为体制收缩和改革逆转的依据, 两者之间的权衡并非易事。我国金融改革有了很大的进步, 但在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 金融体制的发展出现了某些纵向一体化的倾向, 其结果往往不是分散和化解风险, 而是使风险在金融系统内的聚集和积累。以温州为代表的民间借贷危机即为例证。如果将温州试验区视为区域经济转型、金融深化问题和民间借贷困境的因缘际会, 则从制度关联、行业租与秩序自由主义三个面相也许有助于认识其“庐山真面目”。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启示 温州试验区的“十二条”任务和实施细则表明, 所谓“金融综合改革”在理论上可以理解为对20余年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制度累积”基础上的一种制度进化 (evolution) , 是保留现有制度有效成分的同时又允许创新出现的可能性。从制度关联的维度看, 温州试验区不是一种“横空出世”的做法, 而是强调理想计划 (建构理性) 和现存制度 (旧制度遗产) 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 即两者之间需要必要的“耦合”, 因为后者反映了我国金融体制发展独特的历史轨迹。 在现代金融服务体系这个高度复杂性的系统面前, 任何单一制度的冒进都有可能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 只有相互一致和相互支持的制度安排才是富有生命力和可维系的。否则, 精心设计的制度很可能高度不稳定, 这也许正是温州试验区设立的初衷, 因为这对其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模式的初期生存概率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 温州试验区作为整体性制度安排, 如果可以成为局内人 (包括资金供求双方、中介机构和监管机构等) 的共有信念系统, 则作为共有信念面对环境的微小而连续的变化是稳固与持久的, 因为局内人可以从这个共有信念系统中获取租金 (rents) ;第二, 温州试验区与局内人能力发展之间的反馈机制会强化其作为制度的持久性;第三, 温州试验区的规模递增效应与示范作用的外溢性将使得其制度安排变得稳固, 因为制度的互补会产生相关领域的连锁反应, 制度创新的动能就可能出现, 从而体现出成功是一种“涌现的合作秩序”。 温州试验区的建立还属于“应得权利和供给之间形成新的均衡”的理论范畴。长期以来, 关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讨论都侧重于建立各种各样的融资工具市场, 即如何增加金融工具的“供给集合”, 相对而言, 关于如何扩大市场参与者的“应得权利集合”, 从理论到实践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启示是:“供给集合”的增加只有同步配合“应得权利”的扩大, 才能让居于多数的群体从温州试验区的建设中获利, 才能具有广泛的参与者基础, 激发各方参与的积极性, 提高温州试验区的生命力。 温州不缺乏资金供给, 缺乏的是“应有权利的制度供给”。因此, 其一, 强调温州经济金融的发展与温州市作为“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改革主导权的结合, 如果能够充分利用其先行先试权和试错权的政策优势, 就有可能扩大参与各方的“应得权利集合”, 诸如在现有法律框架许可的条件下, 适当转变政策法规理念, 从“正面列表同意”转向“负面列表禁止”, 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禁止的, 都允许尝试突破;其二, 强调温州试验区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战略的联接, 充分挖掘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产业定位和服务定位的内涵, 就有可能扩大温州试验区的“产品供给集合”。这样, 温州试验区作为一种整体性制度安排, 才能协调各项具体政策措施之间的协调性和追求目标之间的一致性。 温州试验区的目标诉求是希冀解决制度改革“单兵突进”方式所带来的“囚徒困境”式的低社会福利水平的纳什均衡, 通过一种“改革模式的转型”来实现“有效率的增长”。温州试验区的制度安排也许能够成为破解当前地方金融体制困境的一条有效途径, 因为温州试验区所体现出的典型的制度系统的关联性质, 具有的强大的制度变迁的动力, 以及内在所具有的制度学习特性, 可以提供包括金融体制改革在内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有机结合的绝佳机会。 从金融企业角度 金融是经济运行的核心, 联系着经济体内资本链的循环反复。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 政府形成对金融行业的“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