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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墓葬活动 目前，中国的历史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仍有很大的研究领域。从现行研究来看,相关论著在时限上往往限于古代,对近代以来的讨论明显不够。此外,侧重于整体性研究的成果较多,地域性的探讨则明显薄弱。有鉴于此,本文以北京地区为中心,希冀通过对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盗墓活动的初步梳理,来呈现这一时期盗墓活动的诸多面相,进而从另一侧面来透视当时北京地区的社会状况。 一、 盗墓者的转向 相关资料显示,在民国初期,北京地区即存在着盗墓活动。不过,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一活动始渐趋活跃。1924年,一位名叫李昭观的人专门写信给当时的京师警察厅厅长,反映近来北京“四郊各地坟茔鳞垒不时被人毁掘”,棺骸外露,让人目不忍睹。从这封信中,还可看出当时的盗墓手段主要是“假取土为名行盗墓之实”,且“一月以来大有日甚一日之势”。此种盗墓方式表明,这一时期的盗墓活动相对隐秘。 到了20年代的后半期,夜间盗墓的事例不断增多,并在日后成为主要的方式。对于盗墓者而言,“坟丁”(P247-249)的存在,显然是其盗墓之前必须设法排除的障碍。民国时期,负责维护墓地清洁和安全的坟丁还广泛存在。从档案资料看,盗墓者对坟丁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恐吓,禁止他们出外探看护坟。由于盗墓者经常是数人同行,并总是有备而来,坟丁在与盗墓者的较量中时常处于下风。绝大多数的坟丁只得躲在屋内,待盗墓者得手离开后,方敢报之事主和警署。 尽管盗墓者往往占据优势,但由于部分官宦世家的坟茔比较坚固,挖掘起来费时费力,时常遇到墓已挖穿但已无足够时间收集殓物的情形。若第二天坟丁及时发现并报之警署,很可能便功亏一篑。因此,为减少麻烦,盗墓者时而也要收买坟丁。比如,良乡人李荣在盗掘房山县君庙地方的坟墓前,事先便“买通好看坟的”,将随葬物品分几次顺利盗走变卖。当然,坟丁与盗墓者的沟通也常有败露的时候。1925年12月底,大兴人杨焕宸位于房山县长沟镇沿村的祖茔被人盗掘。事发后,坟丁吴亮并未告之事主。1926年年初,杨焕宸方从其他人口中知悉此事,遂将吴亮以“盗墓嫌疑”告诸警署。事主状告坟丁的案例,在这一时期时常得见。 进入30年代,盗墓活动开始呈现出新的特征:团伙性盗墓的现象增多,成为北平社会治安中非常棘手的难题。据档案资料显示,“迩来盗墓案件层见叠出……现行查获者固多,而漏网者亦复不少。其始不肖匪徒贪图棺内财物,尚系偶择一二著名之墓加以发掘;近则成群结伙、公然持械,专以掘墓为生涯。遂至大小坟茔,皆不得免”。由此来看,在30年代初期,已经出现了专以盗墓为生的职业盗墓者,并开始有意识地组织成为团伙,盗墓活动越来越猖獗。除此之外,这一时期持枪盗墓者不断增多,盗墓活动的暴力色彩随之越来越浓。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只要坟丁稍有反抗,便会遭到捆绑、殴打甚至酿成流血事件。1932年4月5日,有多名盗墓者来到平西妙高峰村,欲盗掘醇亲王载沣的陵墓。守墓人宋锡成不顾个人安危出外拦阻,不幸被盗墓者当场射杀。另一方面,暴力抗警的案例也在不断增加。1931年4月20日夜1时许,香山分署巡长白玉山巡逻至礼王坟时,发现有二十余人正在盗掘坟墓,随即带警围捕。盗墓者察觉后,遂“开枪拒捕”,射击多时方才撤离。再如,专以“盗墓为生”的宛平县人刘振山伙同石玉山、高旺等人多次在宛平县界内盗墓并绑票。后据高旺交代,刘振山在阜成门外田村以北盗挖十王坟数次,并屡向地面警察开枪拒捕。显然,这一局面的出现致使侦破难度加大。 盗墓者动辄十数人乃至数十人一齐出外盗墓,对于墓地的破坏是巨大的。大兴人郎继贤有祖茔位于西郊祁家村,已有数百年的历史。1933年10月16日,忽有盗墓者数十人一夜之间盗墓十二座,“所有殓物被盗一空,白骨遍地”。 有一点有必要指出。那就是20-30年代,部分事主的家属也不断参与到盗墓活动之中,与盗墓者、古玩商勾串谋利。20年代末,即有事主的仆人或家属与盗墓者相勾结,盗掘事主家的坟茔以从中渔利。比如在1927年,庄亲王府内管事人林春蔚勾结军人,将位于房山县慈家务村庄亲王溥绪坟茔上的松柏盗去。1930年,更有郑慎亲王的族人自行盗发位于昌平第一区仙人洞的祖陵。这一现象在30年代日见其多,并终致在1937年政府部门出台相关举措严厉取缔,只能表明北平地区的盗墓活动愈演愈烈。 二、 盗墓者与金珠店、保安团等势力的关系 从我国盗墓史的发展来看,盗墓的动机不外乎谋取钱财和复仇等。(P216-249)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盗墓活动主要是为了谋生和求富。除此之外,并未找到关涉其他动机的盗墓案例。在盗得物品后,盗墓者往往会带进京城或者临近的县城中寻找买主并迅速卖掉,然后集中分配。在赃物的流向上,其途径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将葬品售与路人或者小摊贩。这种情形主要是因为所得葬品数量很少,并且价值也不高。只要路人有意购买,盗墓者往往乐于出手。1931年,河北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