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城乡关系中的城市与乡村.docxVIP

明清城乡关系中的城市与乡村 一、 城市与乡村的关系 城市与农村问题是中国历史研究的许多领域的共同主题。尤其是上个世纪以来,有关明清两代社会与经济的研究中,问题的细化与论述的深广度,引起了又一个城乡研究的热潮。 实际上,对城市的研究,是从传统的都市(都城)开始的。到上个世纪,已将底层乡村市镇的研究推展到极致,这充分体现了学界对乡村社会的关注日益增强的趋势。很多学者已将市镇史研究作为中国历史乡村研究的替代;也有学者的部分市镇研究被认定为城市问题研究,这主要表现在有关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研究之中。 然而,一般对于乡村社会的研究,其“乡村”的概念经常是含糊不清的,只要是府级以下的,就可视为乡村。由于传统对于城、乡问题的研究,大多并不是直接针对城市或乡村而引发,而是在探讨相关问题时,如乡绅地主、地方赋役、商品流通与市场、基层管理、地方治安、地域社会和文化、“共同体”研究等,才关涉较多。在城市与乡村问题的研究中,大概所有的学者都会注意到市镇的问题,即市镇应当归入城市还是乡村?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但对市镇本身的研究论述,成果已十分丰富。海外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加藤繁、曾我部静雄、周藤吉之、川胜守等,施坚雅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集合了其本人以及芮沃寿、章生道、牟复礼、斯波义信、伊懋可等人的研究成果,系统地从中国城市的历史发展、空间体系视野下的城市、清代中国城市的社会结构三大方面进行了论述。中国本土的学者,从50年代以来就展开了关于江南市镇等方面的研究,代表性的有傅衣凌、傅宗文、王家范、陈学文、樊树志、包伟民、蒋兆武以及台湾的刘石吉等,影响都较大。 所以,关于明清市镇的研究,尤其是关涉江南地区市镇的研究,基本上在20世纪最后十年内达到了巅峰,事实上此后的研究也少有热潮。 我们看到,在这些宏富的研究成果中,一个令人注目的趋向,是乡村“都市化”问题。这主要是指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和农村土地转变为城市土地的过程;都市化的水平以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标志。有学者曾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城市数量不多,还谈不到都市化的过程。(pp.15—16)但更多的学者,主要以江南地区的市镇为案例,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樊树志指出,市镇的兴起与发展,反映了乡村逐步都市化的进程,因而“市镇作为城乡间的中介和过渡地带”具有了显著的历史意义,进而揭示了城乡关系在“都市化”这个媒质上的动态发展现象。(p.5、12) 因此,本文在清理学术史的基础上,集中考察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由于明清两代市镇勃兴的关键地域,以江南地区(太湖平原为中心)为最重要,这里的市镇又往往被学者们纠缠于城市或乡村的交叉表述之中,具有较多的复杂性,因此本文在多数情况下,就以明清江南市镇的定义、属性等为讨论的范例。这也是现代城乡历史研究中,最易出现分歧和概念冲突的部分。国外有学者将这部分中的城市定义为“地方城市”,或称“普通城市”,包括“地方中核城市”、“地域中心城市”(县中心、准县中心)、“农村中心”(地区中心,地方镇)。(p.158)这仍然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阶层分类法。不过,我们在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城市时,可以适当地关注这种分类体系。 二、 县级以下的基层系统 古代的“城”与“市”最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者,“以盛民也”;“市”者,“买卖所之也”,而且“有垣”。(卷13下、卷5下)“市”不但存在于当时的王城,而且也广泛地存在于其他城市与乡村之中,大多设于街道两旁;农家用来“以有易无”的市,则多分布于城门外的大道两旁。(pp.17—18)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中的人口逐渐增多,手工业生产与商品贸易活动多向城里集中,市就在城内或城边出现,“城市”一词便被普及于这种集政治权力与贸易活动为一体的人口集中居住地。而当代所云的城市,已与古代的城市大为不同。(p.155)日本学者也曾指出,“城市”一词的语源,出自中国。而中国城市的概念,则出现于战国。到宋元时代,时人的意象中,已认定只有“大邑”才具备城市的资格。(p.155) 在古代,城市还有明显的等级次序。按照施坚雅对清代中国城市的界定,大致可以分出上位治所(首都、省会、府州治、直隶州治)、中位治所(府州的非附郭县治)、下位治所(直隶州属县、非直隶厅治)三类。(pp.327—410)斯波义信曾参照这种分类法,研究了宋代江南的城市化形态,所选择的城市样例,都是府州县城。(pp.291—374)施坚雅还指出,在中国,都市的概念一直与衙门和城墙紧密相联。在传统的中国人的观念中,一座真正的城市是建有城墙的县治、府治或省治。(p.8)更详细的研究,也可以在瞿同祖的《清代中国地方政府》中看到(pp.1—7)。至于许多县城所在的镇与普通市镇,费孝通作了更为细化的分析。他指出这种类型的城市中心基本可分为两类,即“驻防镇”和“集镇”,它们之间肯定存在着多种差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