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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人与国家相干西部散文世纪末最后一个散文流派 20世纪90年代是西方散文精神的展示时期。 追朔20世纪中国的西部散文,最早的实验者当推30年代的沈从文,代表作是他的散文集《湘行散记》和《湘西》。 30年代的沈从文,厌恶当时文学运动“离不了商业竞争和政治争夺”,他乞求在“商业竞争”和“政治争夺”之外寻找新的精神,《湘行散记》和《湘西》显示了沈从文寻找的轨迹和结果。他以“乡下人”自居,把“城市中人”作为假想敌,排斥抗拒一般社会价值观,所持的立场非常异类:“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而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蚕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湘行散记》和《湘西》就是对这种异类立场的形象诠释。虽则这种异类立场是一种姿态,但以此立场描述的湘西以及湘西的人,却有一种“太认真”、“傻头傻脑”的执拗劲,尤其是《湘行散记》和《湘西》中的“水手”与“妓女”,成了边缘文化的最早的象征,他们身上的原始性疯狂性成了主流文化中心文化的一种对抗,沈从文借助他们捍卫了边缘文化,正由于如此,《湘行散记》和《湘西》成了20世纪最早的西部散文的文本。 在此之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散文政治化堵塞了西部散文发展的通道。直到80年代中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散文面世,才改变了这一局面,标志西部散文已经正在复生。如果说沈从文的“湘西”系列散文是刻意打出“乡下人”旗号,捍卫宏扬边缘文化,那么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散文却是不经意为之,他并不想对《商州》系列散文立场化,更不想立场鲜明化。所以当贾平凹的《商州》系列散文受到人们追捧,他还为此产生抵触情绪。但事实上,贾平凹的不经意为之中,有一点是自觉的,他对80年代初期,文学依然在政治的轨道上滑行非常厌恶,他认为一个作家在作品中“总是要把你的目的显露出来,这是干了多么大的蠢事!”因为“目的就像一条绳索,捆住了读者想象的翅膀;当读者明白你的简单的目的后,他们嗤之一笑,便无情地将你抛弃了。”事实上,一篇散文不可能没有“目的”,抛弃了这一“目的”,宏扬的依然是另一个“目的”,但贾平凹并不清楚他宏扬的“目的”是什么,而读者们却感受到《商州》系列散文的“目的”,那就是与主流文化中心文化相抗衡,这种抗衡就是要摆脱杨朔等用准政治思维抒发政治情绪的流行创作倾向的束缚,要把散文从写工农兵情绪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尽管《商州》系列散文中的主角,如《石头沟里一位复员军人》中的复员军人宁有生、《捕鱼捉鳖的人》中的丑陋的人、《一对恩爱夫妻》中的“丈夫”等,都是标准的农民,但他们的故事以及由此抒写的情感,和杨朔笔下的“老泰山”等农民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宁有生在爱情上从窝囊到坚强,丑陋的人求爱的独特与执拗,恩爱夫妻中的“丈夫”给妻子毁容以保全爱情等等,表明他们是食人间烟火的农民。从“老泰山”这样的“神仙”农民到食人间烟火的农民,是天地巨变。尽管这些食人间烟火的农民身上流淌着的还不是纯种的西部人血液,他们处在西部与中原的交界地区,但他们的生命精神和生活态度已经背离中心文化,有些离经叛道,和西部精神有一种默契和暗合。之后,贾平凹倾心宣扬的“大散文”虽则不专指西部散文,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西部散文应属于贾平凹所倡导的“大散文”中的一个成功范本。贾平凹在20世纪中国散文史上,是西部散文的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作家。 从80年代中期开始,西部散文的重要作家周涛已经开始西部散文的创作,《巩乃斯的马》、《过河》等是第一批收获。它们的成功又反过来激发了周涛创作西部散文的激情。尤其80年代和90年代交替之际,文化环境的变更,经济改革的深入,竞争意识的强化,刺激了周涛的阳刚强悍精神,他写下了一系列血脉旺盛的西部散文,并且有意识有目的地对主流文化和中心文化主宰下的散文界展开猛烈的批判,以领衔人的身份扛起“解放散文”的大旗,用他的散文实践为西部散文提供了一批范本,结集出版的有《稀世之鸟》、《周涛自选集》、《游牧长城》、《兀立荒原》、《周涛散文》(三卷本)等。与此同时,张承志“以笔为旗”加盟西部散文,他的《绿风土》、(清洁精神》、《大陆与情感》、《一册山河》、《以笔为旗》等充实了西部散文文库。尽管张承志和周涛观点不同,创作策略套路也不同,但在张扬西部精神上却不谋而合,使得西部散文渐成气候,并大有燎原之势。接着马丽华、刘亮程、刘成章、杨闻宇等又先后以大量的介绍、抒写西藏、新疆、陕北黄土高原的散文文本,和周涛、张承志等汇合起来,形成西部散文作家群体,在20世纪中国散文史上,成为最后一个有影响的散文流派。 西部散文,顾名思义是以地域存在而命名。西部,是一个宽泛的地域概念,大陆境内,约定俗成;“西部”一词的神秘,更在于它内蕴的远离现代文明的一面的意味。西部散文则特指表现和反映中国西部生活的散文,犹如美国的以表现美国西部生活为主的西部电影一样;但“西部散文”又有它的模糊性、相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