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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南迁过程的人类学考察 生态理论告诉我们，动物总是选择最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随着环境的变迁,动物也随之发生迁移。作为动物界的一员—人类也不例外。特别是在生产力还较落后的人类早期社会,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自然界中各种环境要素的制约程度远大于人类对抗大自然的能力,因此,生境的选择对于人类的繁衍与发展至关重要。 生境由多种元素构成,其中主要有地形、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动物等。地形、地貌若无构造运动或地质灾变,一般具有长时间的恒定性,而气候则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它的变化对水文、土壤及动植物等都有影响,会造成生境的优越和恶劣。人类对于生境的选择具有主动性,往往根据自身的需求和发展来选择较适宜的生境。采集狩猎民族往往以山地或山前丘陵为生境,因为那里有丰富的动植物食物资源;农耕民族选择河湖水网密布的平原或岗地为生境,因为那里有适宜耕作的土地;游牧民族则选择辽阔的草原为生境,因为那里有适宜的牧场。当生境优越时,人类的生存空间具有稳定性,人丁兴旺,社会繁荣发展;而生境恶化时,人类生存空间变动频繁,人口减少,社会衰落。人类往往采取改变生活习惯或迁徙的方式来应对变化的生境。生活习惯的改变对于早期人类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而迁徙则是最迅捷最有效的手段。随人类族群的发展壮大,其对于周围环境中的生存资源的需求超过了环境能满足的最大限度时,一个新的更好更大的生境就成了族群能生衍下去的最佳选择。因此,迁移就成了适应自然的一种主要选择形式。初期社会频繁发生的大规模族群迁移就是这种自然界生存规律的体现。 气候因素是生态环境中的首要条件,气候因素的变化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自上世纪70年代末,竺可祯利用考古、物候、文献和观测记载等资料对我国近五千年的气候变化进行研究后,我国科学工作者从地质学、气象学、古生物学等多学科对全新世我国的气候变化规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得出了与竺先生基本相符的结论,即全新世以来,气候大致呈冷暖期交替的形式变化,每个时期气候又有小幅的波动,这种变化与全世界大的气候环境具有一致性。更有学者将我国的历史文化事件与气候的变化规律进行比照研究,认为文化的兴衰与气候的变化具有同步性,暖期文化兴盛繁荣,冷期文化消退衰落,而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出现在冷期与暖期的交替时期。根据科学家的研究,我国全新世的第一个大暖期出现在距今8500～3000年之间,第一个冷期出现在距今3000～2800年之间。前者属我国的新石器至夏商时期,有人称“仰韶大暖期”;后者属于商末及西周早、中期。因前者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故在此不论。 商代后期处在“仰韶大暖期”的末期冷暖交替阶段,气候的特点由暖湿转向干凉,气候的波动性大,气温变化快,降水不稳定,旱灾频仍。文献所记“洹水一日而三竭”(《太平御览》卷八十三引《竹书纪年》)、“河竭而商亡”(《国语·周语上》)、“雨土于亳”(《竹书纪年》)及殷墟甲骨卜辞中关于卜雨的记载从武丁至帝辛逐期减少,沙尘暴天气增多等都反映了这种情况。而实际的证据也在不断增加,如有学者根据殷墟水井中的水位在不同时期的高低变化、安阳姬家屯西周文化层下伏生土层的磁粒由多向少的转变、不同期地层中孢粉类型和数量的变化以及甘肃寺洼文化所反映的由农向牧的转化等找到了商代后期气候转干凉的有力证据。商代后期,民族迁徙也较频繁。有学者认为,戎狄南扰迫使周太王古公亶父由豳迁岐,文王迁程后迁丰都是因为陇西北气候转冷、干旱所致。而到了西周早、中期,即距今3000～2800年之间,则已进入冷期,其特点是北方温凉、干旱,南方寒冷、多雨。楚人向南的迁徙也恰在商代后期,楚人的大规模迁移是否与气候的冷暖交替变化事件有关?楚人的迁徙与楚文化的勃兴又有何关系?本文想就此谈点看法。不妥之处,还望专家斧正。 一、 季连族的迁徙与丹江流域 楚人的祖先中最重要的是季连,《史记·楚世家》载:“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索隐》:“《世本》云:‘六曰季连,是为芈姓。季连者,楚是。’宋忠曰:‘季连,名也,芈姓所出,楚之先。’” 又《大戴礼记·帝系》:“……季连者,楚氏也。”另《国语·郑语》中周史伯谈到祝融八姓时,其中一姓为芈姓,即指季连族。无疑,楚人的血亲祖先为季连。如同颛顼既是人名,又是族名一样,季连也既是人名,又是族名。季连作为季连族的创始人生存于何时,无从稽考,但季连族在某个时间段的活动则从近年的出土简牍中有迹可寻。 清华大学藏简《楚居》记载了楚公族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而追记也是从楚先祖季连始。这也反证了季连确为楚人先祖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先君。《楚居》:“季连初降于騩山,氐(抵)于穴竆(穷)。前出于乔(骄)山,(宅)凥(处)爰波(陂)。逆上汌(均)水,见盘庚之子,凥(处)于方山,女曰比(妣)隹,秉兹(率)相,詈胄(为上由下日)四方。季连闻亓(其)有聘,从,及之盘(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