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长生殿》与《桃花扇》比较研究.docxVIP

清初《长生殿》与《桃花扇》比较研究 清初著名剧作家洪洪业创造的《长胜宫》和孔尚仁创造的《桃花扇》是清初剧作家生涯中两部著名作品。它不仅引起了当时戏曲界的强烈反响，而且对后来的戏曲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学者都对这两部作品进行了分析,单独对某一作品的研究相对而言比较多,如王世立的《是解脱,还是抗争?———〈桃花扇〉悲剧结局辨疑》等等;而对两部作品来进行比较研究的则相对少一些。对两部作品进行比较研究的,一般都专注于对其题材、结构、人物形象等方面进行探讨,如蒋德均的《〈长生殿〉与〈桃花扇〉结构艺术比较》等等。本文将另辟角度,从悲剧不同类型的结尾,爱情主题与政治主题的比重,男女爱情中性爱与义理各自侧重的表现等方面进行研究。 一 悲剧的情感结构 《长生殿》和《桃花扇》同时产生于清朝康熙年间。《长生殿》取材于开元、天宝年间唐明皇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的故事。《桃花扇》取材于南明小朝廷之遗事,以及名妓李香君与才子侯方域的故事。这些事件历史上确实有过记载,但是作者并没有完全根据历史所记载的那样撰写剧本,而是经过了挑选和修改,如《长生殿》中洪昇回避了杨玉环曾嫁寿王,认禄山为儿,并为之“洗礼”和与之私通等史实;而《桃花扇》中孔尚任回避了侯方域入清后,应河南乡试而亏气节等事实。作者采用历史旧事,却没有一味的搬抄,这是因为作者的写作意图是为了表达他的某种思想感情。李泽厚先生说过:“人们常常喜欢借取和利用过去的艺术形象,甚至只借取和利用它的某一特点、某一方面,来为自己服务,以教育自己,认识生活。”洪昇和孔尚任便是如此,他们选用历史故事的某一特点、某一方面,正是为了表达他们对当今时代的嘲讽。 在康熙统治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表面看来国家稳定,人民安乐,实际上处于清取代明的历史巨变中,许多明末遗民仍沉浸在国破家亡的痛苦之中,难以自拔。他们渴望抒发自己的悲愤之情,然而迫于清朝统治者守旧而又强制的压迫手段,尤其是残酷的科场案和文字狱,文人们不敢直接触及当权者,但又不甘强忍怨恨。这样一来借古讽今是最好的抒怀方式,并且能够起到唤起民众的共鸣与反抗的作用。虽说借用古事,但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又不可能直抒胸襟、大发感慨,因此将政治事件穿插到爱情故事中去,采用“春秋笔法”来表达就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 这两部剧作同属于悲剧。亚里士多德说:悲剧的特殊性效果在于人们“怜悯或恐惧之情”,唯有“一个人遭受不应遭受的厄运”,才能达到这种效果(《诗学》)。黑格尔说:悲剧的特征根源于两种对立理想和势力的冲突(《美学》)。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者是伟大人物的灭亡(《论崇高与滑稽》)。而鲁迅则指出:“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再论雷锋塔的倒掉》)。 这些观点对我国的悲剧不一定都实用,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国的悲剧有自己产生的土壤、环境及人文方面的因素,因此具有自己的个性。其悲剧主人公可以是俗世中人,并不一定要像西方那样悲剧主人公要是王公大臣和高尚之人。中国悲剧具有自身的个性特征:悲喜交集,苦乐相错。一般而言,西方古典悲剧反对在悲剧作品中加入喜剧因素,因为他们认为,悲剧的目的是要引起观众的“恐怖与怜悯”,喜剧因素在取悦观众的同时会使这种意图落空(《悲剧批评的基础》),而中国古典戏曲则一贯有悲戏喜唱的传统。中国古典悲剧大多数都是“寓哭于笑”,在笑中才能更加反衬出哭的悲来。这与我们民族的乐观态度与达观文化是相关的。正如王国维所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比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厌阅者之心,难矣!”因此中国悲剧的情感结构形式也与西方的不同,大致为:西方悲剧:喜→悲→大悲,中国悲剧:喜→悲→喜→悲→大悲→小喜。 《长生殿》与《桃花扇》中男、女主人公所体现的情感变化基本符合上文中的中国悲剧的情感结构模式。《长生殿》中杨妃的情感变化为:受宠的春风得意→被冷落的凄凉伤感→献发重新获宠的欣喜欢畅→与梅妃争宠的暂时失意→马嵬坡被迫自缢的悲壮凄绝→最后月宫团圆的丝丝甜蜜。她的情感变化正经历了由到喜到悲到喜到悲到大悲到小喜的过程。李隆基的情感变化也跟这差不多。而《桃花扇》中李香君的情感变化为:与侯方域结为夫妻的喜→侯方域被诬陷后被迫分离的悲→拒媒成功后的喜→被迫迎娶的悲→两人漂泊四方,孤苦无依的大悲→两人再度重逢,感受到些许的喜悦。她的情感变化也基本符合上面的模式。可见《长生殿》与《桃花扇》基本上符合这种悲剧的情感结构形式。 虽然《长生殿》与《桃花扇》都属于悲剧,却有不同的结尾。邵曾祺在《试谈古典戏曲中的悲剧》中将我国传统戏曲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符合“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原则。这类戏曲的结尾没有皆大欢喜的“生旦大团圆”。《桃花扇》就属于这一类型。李香君与侯方域为了坚贞的爱情付出了巨大努力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