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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产业结构与就业的变动 改革开放30年来，北京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综合实力和普遍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特别是对北京按照“优化城区、强化郊区”的原则,划分为四大功能区(即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后,大大破除了阻碍北京非农化水平提升的各类因素,也使全国各地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北京转移,致使“劳动力就业”日益成为北京乃至中国理论界和实际部门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一、 北京从“在困境”到“在转型”的发展路径:双对模型:北京 产业结构的变迁对经济社会产生双重重要冲击:一是影响就业,二是影响所得分配。在就业方面,使得劳动力在产业间的配置发生改变,即人力从衰退的产业中释出,而由兴盛的产业吸纳;其次,因各产业使用的劳动力密集度不同,对不同素质的劳动力需求也有差异,因而也改变劳动力需求量与其职业类别结构。本文所用数据均源自《北京统计年鉴(2006)》和《2006年北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或经原始数据计算所得。 对比图1与图2可知:自1978年以来,北京积极努力将资本和劳动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因此在其就业总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也发生着变化。具体而言,就是由1978年的28.35∶40.06∶31.59转变至1988年的15.13∶45.81∶39.05,再转变至1993年的10.37∶44.5∶45.13,至此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发生置换,使得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数的变化呈剪刀差状。进入90年代初期,由于北京积极响应国家经济体制转变政策,积极引入竞争机制和减轻原有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使得一方面北京各大中型国企充满了经营活力,本市经济在1993年得以高速增长,但另一方面出现严重结构性失业;随后北京抓住了历史性机遇,迅速从一个“二三一”结构的重化工业基地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导“三二一”转型,特别是此时的北京第二产业已经站到了倚重高新技术的新型工业化的基点上,北京的第三产业也正在成长为:为国际化大都市和新型工业化服务的新型服务业平台。理论研究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必将引导着就业结构发生转变,因此北京就业结构从1993年开始从原有的“二三一”结构转变为“三二一”结构。 进入21世纪后,北京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出现稳定迹象,从2001年的2.12∶30.79∶67.09到2004年的1.54∶30.59∶67.87,似乎变化已经到了一个不容易突破的界限,表明在第三产业内部,传统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局面已经不可能再支持其大幅度提升,而新兴第三产业还没有集聚足够的张力。而到2005年北京的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新兴服务业已经代替了传统服务业成为第三产业的中坚力量,特别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教育与文化产业,都有着不俗的表现。北京就业结构也由2002年的9.95∶34.64∶55.4转变至2006年的6.82∶25.64∶66.03。 我们课题组利用双对数线性模型,可知近20年来北京地区经济增长与就业变动的关系,即按模型所给出的就业弹性,将北京经济发展与就业形势之间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阶段一:高经济增长与高就业增长模式,1986～1994年期间,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为0.87;阶段二:高经济增长与就业衰退模式,1995～1999年期间,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为-0.141;阶段三:高经济增长与低就业增长模式,2000～2006年期间,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为0.482。而阶段三恰是新兴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取代传统服务业成为主导,这意味着北京就业结构的全面升级,当然也意味着北京劳动力供给层次需要全面升级,即那些无技能或技能水平低下的劳动力将出现就业困难情况。此时,也正如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所认为,“当前,我国劳动力转移已出现重大拐点。在这个转折点之前,企业即使一分钱工资不涨,也能源源不断找到劳动力。但是到这一点以后,如果不加强、不提高激励手段,不提高工资、提高福利,不改善工作条件,不减少工伤事故,企业就会雇不到所需要的劳动力”。 二、 北京产业结构结构调整与劳动力就业的矛盾 我们以房山区为例,对北京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研究,这是因为房山区属于北京城市发展新区(包括通州、顺义、大兴、昌平、房山五个区和亦庄开发区)中的一员,而发展新区战略功能在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及承担北京大都市制造业发展的职能,且是北京疏散城市中心区产业与人口的重要区域,是未来北京经济重心之所在。北京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劳动力就业间矛盾在当前的房山区得以表现:先是驻区中央、市属企业深化改革,实行减员增效,大批职工与企业协议解除劳动关系,成为社会失业人员;其次是根据北京市的战略性功能布局调整,房山区的煤、砖、灰、沙、石企业相继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