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记》的音乐美学思想.docxVIP

《乐记》的音乐美学思想 音乐与记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音乐与记录的作者和完成时期，以及音乐与思想的（包括哲学思想、审美思想和心理学思想）两个方面。这些研究,无疑是了解《乐记》音乐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以及把握其思想内容必不可忽视的前提。关于《乐记》的作者与成书年代问题,自然不可讳避。笔者赞同《乐记》成书于西汉的观点,采用其编著者为“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及其手下以毛生为代表的一批儒生”这样一种经过周详考证后得出的结论。还认为,《乐记》作为先秦以来儒家音乐思想的总结,汲取了前人的思想资料,编纂成集,从而形成了自身较完整的音乐思想体系。尽管《乐记》思想资料来源驳杂不一,但其编纂者在运用这些资料时,却是服从于它的整体思想的。本文试图对《乐记》音乐美学思想中的一些命题、概念与范畴,作为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某些要素来加以考察,并对其中反映的美学观点作些分析,以求教于读者。 一、 “心”“物”的关系 《乐记》全文开首说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本篇》)这段话以“物——心——音声——乐”这样一种结构关系来说明“乐”的产生和实现过程。“感于物而动”这一命题,作为“乐”产生过程中审美现象的说明,正处在“心”“物”关系这一认识层次上。它不仅承认音乐产生于对人内心情感的表达,并且将注意力集中在音乐的表现对象——人的内心情感——的产生这一基点上。它已接触到音乐的本质在于表现人的内心情感这一音乐美学基本问题,具有唯物论因素。并且,这一认识也较之古代音乐起源问题上“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听凤凰之鸣,以制十二律”的“摹仿说”要科学。此外,《乐本篇》中“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的说明,也是对“感于物而动”这一命题在音乐审美情感体验中“心”“物”关系的阐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有关“乐”的产生过程及音乐审美情感的产生问题上,“感于物而动”的命题对“心”“物”关系是作了唯物的解释的。 但是,“感于物而动”的命题,在《乐记》的思想体系中,并非仅限于说明“乐”的产生过程或音乐审美情感的产生(甚至主要不在于此)。《乐本篇》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智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智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又说,“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这里虽然仍是从“心”“物”关系的角度来谈礼乐的产生,但已经不是从情感的产生,或是从乐舞的形成角度(“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来谈“乐”的产生,而是进入《乐记》音乐思想的主要部分,即对制礼作乐必要性的反复论证。“感于物而动”的命题,这时已成为《乐记》人性论的重要内容,对“心”“物”关系的阐述,也已集中在人之“性”与“物”的关系问题上。下面将结合其人性论思想,围绕“心”“物”关系中“静”与“动”;“德”与“欲”的对立,对“感于物而动”命题在《乐记》思想中的主要内涵作一阐述。 1. 《乐记》提出了“静”的“天之性” 《乐本篇》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乐言篇》又说,“人有血气心智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由此看来,人之“性”,一方面具有与生俱来的心智感情的能力与“静”的特征;另一方面又具有“应感起物而动”的本能欲望。这样,人之“性”既有守常(“静”)的一面;又具有无常(“动”)的一面。就情感体验来说,“血气心智”的能力是守常的,先天就具备的;哀乐喜怒的情感则是无常的,后天的。“静”作为人的“天之性”的常态,是要反躬复归的。制礼作乐的目的,就是要回返到人的“天之性”上去。而“动”作为“性之欲”的属性(“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是要加以节制的。制礼乐的目的,也就是要节制“应感起物而动”的“好恶”之情。因此,《乐记》将“性之欲”视为“天之性”的对立面,它提出“平好恶,而返人道之正”,就是要求对具有“静”的特点的“天之性”进行“反躬”。所谓“好恶无节于内,智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正是从反面论证回归人的天之本性的合理性。 关于《乐记》中“静”的概念,有必要提及它与先秦哲学思想中“静”的思想的联系与区别。老子在认识论上提出“致虚极,守静笃,”是排除感性活动,主张“涤除玄览”的内心修养方法;宋、尹学派(重要材料有《管子》四篇)提出“虚一而静”的认识论,是讲抛除主观杂念,心志专一地认识客观事物。《乐记》提出的“静”,则是指人生来就有的“天之性”,它也并非空白无物,而是具有“血气心智”的先天能力。它在主张返回到人“静”的“天之性”上,倒是与老子“夫物芸芸,名复归其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