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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英话语到大众话语文本、受众、体验约翰·菲斯克媒介文化理论关键词解读

作为美国大众文化研究和媒体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家和实践者，约翰菲斯克（john菲斯克）在欧洲和美国学术界发挥着重要作用。菲斯克继承并发展了以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School)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路径,他的媒介文化研究延伸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思路,实现了从“媒体对受众做了什么”到“受众对媒体做了什么”的转变,即从单向影响研究转变为多元接受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文化研究的范型,开启了媒介文化研究的新路径。

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和媒介文化理论在受到关注的同时,也受到了学界不少激烈的批评。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菲斯克都称得上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就某种意义而言,约翰·菲斯克几乎成了我们这个时代不可回避的文化症候,菲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和媒介文化理论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和检视。

一、媒介文本的主题:抗争

文本理论是约翰·菲斯克媒介文化理论的重要构成。菲斯克心目中的媒介文本主要是指以电视文本为代表的大众文本。在他看来,大众文本是指现代社会文化工业生产出来、拥有大批量消费者的、兼备标准化与创新性特点的文本。

菲斯克的媒介文本理论深受斯图亚特·霍尔(SturtHall)和大卫·莫雷(DavidMorley)的影响。菲斯克深得霍尔“编码/解码”理论模式的真谛,倡导对电视文本的分类与细读,把电视文本视为“激活的文本”(activedtext),而这种“激活的文本”又是“多层次的文本”,是与“作者式文本”相对的“生产式文本”,它具有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和多义性(polysemy)的特质。菲斯克既注重运用符号学方法去研究电视文本、电视受众和电视文化在意识形态中的霸权建构关系,又注意将欧洲的符号学研究传统与北美的过程学派方法加以比较,倾向于解读媒介文本的开放性、多义性、相对性和不确定性。他把电视看成是一种大众文化媒介(popularculturalmedium)文本。按照菲斯克的说法就是,对该文本的生产和发行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经济要求电视具有广大的受众,而在西方工业化社会,广大受众则是由许许多多的亚文化(或者亚受众,subaudience)组成的,他们不仅具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而且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体验,因而在理解和欣赏节目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话语(discourse)。

媒介文本的意识形态分析主要受阿尔都塞(LouisAlthusser)思想的影响。菲斯克特别注重新闻文本的意义生产和受众对文本意义的演绎,强调自下而上的对权力的对抗。在菲斯克看来,由于意义是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所以意义的生产是一场建构和阐释的抗争。假定意识形态不是稳定的表征,而是权力抗争的领域,那么,主宰意识形态将会持续不断地接受来自下层的挑战,从事意义的建构。而媒介研究的任务就在于探究这种“抗争”的过程,即文本建构者的意义建构与文本意义解读者的抗争和互动。菲斯克一方面强调新闻的话语和控制权力,另一方面又注重受众对这种权力的抵制和反抗的权力策略。在菲斯克看来,新闻是从事件中制造意义从而建立话语控制的一种尝试,这里有两种控制和抵制在起作用:一种是试图控制事件的意义,而事件是不受约束、不受控制的,它被一系列他择性的意义所抵制,这是事件本身的一种尝试性的抵制;另一种抵制是受众的抵制,受众也许会反对新闻的意义,并找出他们自己理解新闻的权利与权力。受众的权力策略是在对新闻文本的解读中表现出来的。面对强大的信息攻势和遭受的信息泛滥之苦,受众对这些取代了人们生活权力的泛滥信息加以抵制的唯一方式就是,“只把这些形象作为能指,即新闻事件的表面来接收,而拒绝它的所指,即隐含于事件中的试图控制事件的意义”(P45-63)。

菲斯克试图就文本和受众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进行最精确的说明。根据菲斯克的看法,如果一个媒介文本的话语符合人们在特定时间里去阐释他们社会体验的方式,那么,该文本就会流行起来。正如菲斯克所强调的:“媒介文本的叙事在它们自身封闭的世界中证明了自身作为解释、理解机制话语的适宜性”(P165-198)。换而言之,如果一个文本与受众产生共鸣,它就会流行开来。而一个文本要想流行开来,其寓意必须适合受众理解他们的社会体验所使用的话语。媒介文本向受众保证,他们的世界观(话语)是有意义的。消费媒介文化所获得的快感(pleasure),是受众从确信他们对世界的阐释与其他人对世界的阐释相一致中所获得的快感。菲斯克对电视文本功能的解释与前人有很大的区别。按照传统的观念,相对于电视文本来说,受众是被动的,电视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