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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与中国近代学制

《汉语阅读与写作》第二卷《中国现代学校制度》：“1919年和1921年，蔡元培和中国教育改进协会邀请美国教育家杜鹤禄来到中国，交流他们对教育的看法。在此期间,全国教育联合会也多次集会,参照美国学制,讨论修改学制问题,终于在1922年11月公布了新的学校教育制度,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六、三、三、四”新学制。陶行知为改革我国近代学制做了大量工作,却鲜为人知,这里作一简略介绍。

一、杜威的表面教育是一个“照办就是的”

1919年,美国杜威博士到日本游历,当时在南京高等师范任教的陶行知得悉,3月12日写信给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留美同学胡适邀请杜威来华讲学:“我们南北统一起来打个公司合办,你看如何?……那我就勉力去做一篇《杜威的教育学说》以副厚意。”3月,陶行知同蔡元培、胡适等商定,以江苏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等五个文教团体的名义,联合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共同函约杜威博士来华讲学,并托到日本东京考察的南京高师教务主任郭秉文持函当面邀请。

3月31日,陶行知在《时报·教育周报·世界教育新思潮》第6号发表了《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的文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员杜威先生,是当今的大哲学家,也是当今的大教育家。到东亚来游历一番。现在已到了东京,在帝国大学讲演。大约在四月间就要到中国来。预备游历上海、南京、北京以及别的地方。……杜威先生所出的著作,共有十六种。我们且接着出版年份,把他们先来介绍给大家同志看一看,等他到了中国之后,我再来介绍大家亲听他的言论。”同日,陶行知给胡适的信中说:“杜威先生到华接洽事宜由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南京高师三个机关各举代表一人担任。敝校昨日已推定兄弟担任此事,请老兄和蔡孑民、蒋梦麟、沈信卿三先生(蒋、沈二君现在北京)磋商,并请赐教。杜威先生来期已迫,请从速进行为要,杜威先生通信地址一纸,请留存尊处。”

6月1日,杜威从日本乘海轮抵上海,陶行知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留美归来的蒋梦麟(其后任南京政府的教育部长)一同到码头迎接。随后,陶行知与胡适、凌冰等陪同杜威到南京、上海等地讲演,分担口译。然后,杜威夫妇由蔡元培陪同北上讲学,陶行知返回南京。

6月24日,陶行知、蒋梦麟在给胡适的信中说:“麟今日自杭归,你的信都收到。知行已自宁来沪。今先将徒威(杜威)的办法回答你,他事另函详。徒威(杜威)留一年,甚好。南京,上海方面准合筹四千元。来信所谈计划,我们极赞成,照办就是了。”

1920年4月起,杜威到南京高师讲学,随后到各地讲学,足迹遍及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多省,历时两年零两个月。陶行知受江苏教育学会与南京高等师范的委托,安排杜威的讲学活动,并陪同在一些地方讲学,担任翻译。中国出版了杜威的演讲集:《杜威五大讲演》、《杜威教育哲学》、《民本主义与教育》,后一本是邹韬奋(署名邹恩润)翻译,由陶行知校译的。

1921年6月6日,陶行知致郭秉文先生信安排有关暑期教务工作数事时说:“欢迎门罗(孟禄)先生事由陈鹤琴先生主持门罗先生到时恐赶不及欢迎,请代致意,并请力留一年。如不能半年亦可。经济方面教育科如新预算通过,可以尽力设法。再加以公共之款当无困难。门罗先生到沪后,请用下文电陈鹤琴先生,以资准备。

南京高师陈鹤琴门罗日年时抵宁。“大”或“尖”。郭。(如可留宁一日,只开会一次,则用“大”,如可留二日,则大小会均可开,则用“尖”。)

7月,陶行知欢送杜威回国。他与范源濂、蔡元培、张伯苓、严修、袁希涛等在北京组织“实际教育调查社”,推范源濂为社长,蔡元培为副社长,决定聘请美国教育家孟禄来华调查科学教育实际情况,并讲学。陶行知陪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史专家孟禄博士进行教育调查、讲演,并任口译。他在报上撰文介绍孟禄博士,系统地翻译并发表了孟禄的讲词。

11月7日,孟禄在江苏省教育会上作了《共和与教育》的专题演讲。

10月17日在南京教育界共二百余人讨论会上郭秉文主持会议,孟禄博士发表讲话,并就义务教育、普及教育、学制问题、分科制师范生是否寄宿等问题答问。

10月21日,孟禄博士在苏州教育界同人宴会上谈话并答问。

10月22日,孟禄在江苏第一师范学校作《旧教育与新教育的差异》的专题演讲。

10月22日夜,孟禄在苏州第二女子师范讲演:“现在中国要在几年内,有多大的发展,实在使在教育史上,生出增大的兴趣,因为无论那一国,都是有几十年的经过。中国要在短时内去研究,所以他的问题很复杂。”

10月31日,孟禄在广州,全国教育联合会上作了《“德漠克拉西”的教育》的演讲。

11月,陶行知被推为第七届全国教育联合会“中国新学制”起草委员之一。21日,孟禄在浙江省教育学会作《学理与应用》的专题演讲。

11月25日,孟禄对无锡全城各校校长和教员讲话。

12月中旬,实际教育调查社邀孟禄博士开讨论会。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