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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与明代社会现实

《金瓶梅》是明万历年间的一部约16世纪的作品。它用现实主义手法对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现实作了全面反映,特别是对当时的世俗家庭作了集中描绘,真实地揭示了当时世俗人物的人生态度,展示了当时的世态人情,表现了鲜明的思想主题。《金瓶梅》以其反映现实的广泛性、深刻性和时代性使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创作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以贪官为中心的官风和贪吏

《金瓶梅》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为由头生发推衍编织了一个内容纷杂的新故事。作者采用借宋写明的手法,表现对明代中后期现实的感受和态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世态人情等各个方面,其涉猎之广泛,描绘之具体,均是以前的小说罕与其比的。明代中后期是明王朝政治日渐衰败腐朽的时期。特别是明武宗(正德)、明世宗(嘉靖)、明神宗(万历)统治时期社会更加黑暗。这几个皇帝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他们连续当朝,使奸臣、宦官得以擅权,正直的封建官僚受到排挤、打击和杀害,朝廷中忠奸之争激烈,内外一片恐怖气氛;“祷祀繁兴”,道士受宠,迷信妖妄之说大起;特务横行,百姓生命涂炭。加之外患严重,北有蒙古、满族贵族侵扰,东南有日倭及西班牙、葡萄牙等早期资本主义势力的抢掠。明王朝处于内忧外患难以应对的局面,明王朝已经逐渐显露出末世的景象。

明王朝政治的颓败腐朽在《金瓶梅》中得到相当全面充分的反映。上自皇帝朝臣,中有巡抚御史,下至县官皂吏,他们的种种弊政丑行,在作品中均被暴露出来。皇帝只知“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商王;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71回),他不理朝政,重用奸臣,实际是乱政之源。有他的后台,蔡京、朱勔等奸臣便可卖官鬻爵,徇私枉法,势炎薰天。蔡京的生日,满朝文武官员以及皇亲内相都要送礼庆贺;朱勔新加太保,“各家馈送贺礼,伺候参见,官吏人等黑压压在门首,等的铁桶相似。”(70回)主子得势,亲随、掌案、书办、书吏等也就豪纵逞虐,“自知好色贪财,那晓王章国法。”(70回)道士、宦官也得皇帝重用,干涉朝政,何太监通过安妃刘娘娘为侄儿何永寿谋得山东理刑的官职,夏提刑央了林真人的帖子,立逼朱太尉向蔡京通融,要仍留原职,几乎阻断西门庆的官路。正是昏君掌政,奸佞掌权,才造成了亡国之痛。“不因奸佞居台鼎,那得中原血染衣”(70回),这是《金瓶梅》作者借宋亡国的惨痛教训为明王朝提出警告。

朝政昏暗,自然导致吏治不彰。《金瓶梅》描绘了众多府县官吏徇私枉法的事例。西门庆就是一个典型的贪官酷吏。他受亲家陈洪的罪案牵连,本应“枷号充军”,有“身家不保”之危,但因他买通了蔡京的大管家翟谦、儿子蔡攸,又以“五百两金银”向右相李邦彦行贿,于是他的罪名便移到一个虚拟的“贾庆”名下,而他就一块石头落地,照旧逍遥过市,横行街里。(18回)继而他又重礼贿赂太师蔡京,不仅他自己得了一个理刑副千户的官职,而且具体办事的来保和吴典恩也沾光分别作了校尉和驲丞。西门庆从此步入官场。犯法者成为执法者,西门庆勾结夏提刑公开贪赃枉法,滥施刑罚。他颠倒黑白枉断王六儿与韩二通奸之案,诈财取贿开脱苗青杀主命案,为情妇林太太胡乱处断小张闲等嫖院案等,均是随意而为,全不顾是非王法。这样一个贪官酷吏,朝廷考评却认为是“才干有为,英伟素著,家称殷实而在任不贪,国事克勤而台工有绩,翌神运而分毫不索,司法令而齐民果仰。”(70回)不但不受处罚,反而升级,转为理刑正千户。他的“行检不修”、“贪鄙不职”也曾被巡按御史曾孝序参劾,但他凭着贿赂的手段,依靠后台蔡京的势力,利用各种政治关系,不仅自己身安无事,反把曾御史“锻炼成狱”,罢官发配。西门庆这样一个无才无德的泼皮破落户就这样靠着阴险狡诈的手段,在上找到了靠山,在下建起了网络根基,给自己开辟了政治前程。他的升官之路集中反映了明代后期官场的黑暗和吏治的腐败。西门庆之外,《金瓶梅》描写的贪官污吏何止几个。蔡御史、宋御史、夏提刑、胡知府、雷兵部、清河县知县等,几乎个个是徇私受贿、贪赃枉法之徒。他们上下勾结,彼此勾心斗角或曲相照应,形成势力,他们的丑恶行径构成了官场百丑图。

明代中后期农业发展由盛而衰,而城市手工业和商业始终保持繁荣发展的局面。《金瓶梅》对明代中后期经济的发展状况作了充分的反映,特别对当时城市商业经济的状况予以更多的关注。主人公西门庆是兼有行商坐贾双重身份的商人,他不仅善于经商,与各地商人有着广泛的联系,而且他还是个官商。官与商相互为用是西门庆发家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他给蔡京送去生辰担,蔡京便给了他一个五品的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的官职,并且帮助他下书给山东巡抚侯蒙,放了被安抚使监在狱中的扬州盐商王四峰,他因之又有二千两银子的酬金到手。(25、27、30回)他贿结蔡御史和宋御史,设宴、送礼、让妓女侍候,虽然破费不少,但却得到了三万盐引早支取一个月盐的报答,这一项获利不知大于贿请二位御史的用费多少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