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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明疑难案件的事实认定

自2006年彭宇事件1日以来，围绕交通事故责任的重点事件频发。相关立法已超越法律圈，成为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之题。在学理上,人们可以从这类案件中提炼出一系列问题,比如法官自由心证的边界、事实推理的方法与技术、经验法则在审判活动中的运用、裁判过程中的公共政策衡量,等等。但上述所有问题均涉及证据法上的一个基本难题,那就是:面对无法证明的事实要件,法官该如何裁判?在彭宇案中,争执焦点在于原告是否与被告相撞,就此争点,一审法官运用自由心证得出了肯定的结论。以这一结论为基础,一审法官进一步判定原、被告双方在相撞事件中均无过错,并按民法上的公平原则判决双方当事人分担损失。但通过分析判决文本不难发现,无论对于相撞事实,还是对于过错归属,都没有充分、有力的证据支撑;而法官关于两个事实要件的认定结论,也都缺乏令人信服的论证。2二审中,面对社会各界的关注,法官的选择是通过调解回避了争执。

在彭宇案曝光之后,早有学者指出,本案较为妥当的判法是适用证明责任,判决原告败诉。3但是,这类观点对法院审判实践的影响甚微,体现于彭宇案中的裁判逻辑在后来类似案中再次出现。4这种裁判逻辑的要旨是:在证明疑难案件的处理中,尽量不适用证明责任判案。不用证明责任,用什么?彭宇案的整个审理过程中,对于难以证明的事实要件,法官先后采取了三种处理方法:运用自由心证认定事实;适用公平原则分配双方责任;通过调解回避事实争执。上述方案分别体现了怎样的裁判策略?它们各有什么优点和缺点?这些方案在功能上能否取代证明责任裁判?本文结合彭宇案对上述问题进行梳理,这种梳理不求全面,但求能为未来法院处理此类案件、学者讨论相关问题提供一个相对清晰的线索。

一、裁判者主观判断自由心证应受制

现代民事诉讼以自由心证为原则。关于自由心证的一般理解是:法官不受法定证据规则的约束,而是根据其内心确信对待证事实的真伪作出判断。835这意味着,裁判者在对证据材料的证明力进行评价时,超脱于任何法定的或者人为的强制,仅服从自己的内心确信。1651,83与此同时,现代法承认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承认存在裁判者无法形成内心确信的情形。这时候,就出现所谓的“事实真伪不明”状态。根据现代民事诉讼法学的通行理论,在这种状态下,法官应当按照证明责任规则作出裁判。因此,在裁判方法论上,证明责任裁判与自由心证之间是互补的关系,即,只有当裁判者运用自由心证无法对待证事实形成判断时,才适用证明责任规则作出裁判。正如罗森贝克所言:“自由心证止步之处,证明责任启用之所。”62

那么,何时法官可以运用自由心证对待证事实作出判断,何时不能作出这种判断,而必须将事实争议留给证明责任规则呢?关于这个临界点的讨论构成了证据法上的证明标准理论。证据标准,简言之,就是关于裁判者何时能够形成内心确信的要求或者标准。在理论上,可以将证明标准看作划分自由心证与证明责任裁判的界线。只有达到某种证明标准的待证事实,裁判者才可运用自由心证作出判断;反之,则适用证明责任规则裁判。5

不过,证明标准很大程度只是一个理论概念,而不是一个可以对法官自由心证的正当性进行检验的可操作机制。在自由心证的背景中,无论人们如何界定一种证明标准,它都只是对裁判者内心确信心理状态的一种事后描述,至于这种状态究竟何时出现,终究取决于裁判者的主观判断。对自由心证的限制主要来自其他方面。按照德国学者的归纳,这类限制包括三点:1651,84首先,法官的证据评价要受思维法则(Denkgesetz)、经验法则(Erfahrungsgesetz)以及自然法则(Naturgesetz)的约束。作为法官主观“确信”的客观基础,这一约束的正当性可以说源于事物的本质。6其次,法官要就其证据判断给出理由。比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86条第1款在规定了法官的心证自由之后,紧接着规定,“在裁判中,应就形成司法确信的理由作出说明。”我国最高法院发布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79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这就是法官的说理义务。最后,法官证据评价要受法定证据规则的约束。现代民事诉讼以自由心证为原则,但法定证据仍作为例外而存在。如果就某种证据材料恰好存在法定证据规则,那么法官的判断必须符合该法定证据规则。正是上述三种限制机制,使得上诉法院对一审事实认定结果的审查以及社会公众对法官心证过程的监督成为可能。

彭宇案中,就原告是否与被告相撞,一审法官作出了肯定的判断。3事后各界的批评表明,对这一判断存在广泛质疑。所有这些质疑都指向了一个问题:在彭宇案中,现有证据是否足以让一审法官作出“待证事实为真”的判断?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