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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化量刑程序理论与实践

现在，以法官自由裁量权为中心的刑事责任制度改革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量刑程序的对抗化是改革理论与实践的重要面相,从实践情况看,对抗化改革的效果相当有限。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中国现行量刑制度的根本问题不是程序法问题,而是实体法问题;对抗化的量刑程序理论与实践,不仅在中国缺乏针对性,还存在对英美法系量刑程序的误读。中国量刑制度的改革,应从程序性改革为重心转向以实体性改革为主,量刑程序的改革应当适当展开,真正回应科学、公正量刑的需要。对此,下文将作具体分析。

一、对抗式量刑程序改革的效果

对抗式量刑程序主张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我国量刑程序改革,成为各地法院试验和探索的主要方向。而最高法院的《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推波助澜,使对抗式量刑程序成为量刑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相比较而言,尽管最高法院也制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并付之全国法院进行试点,在程序改革的同时也大力推进量刑方式的改革,以期实现“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的量刑方式转型,有效地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但从试点情况看,各地主要着力于量刑程序改革而非量刑方法改革。

以S省为例,从2009年6月15日至11月30日,在省高级法院统筹组织下,一个中级法院和七个基层法院进行了对抗式量刑程序改革试点工作。试点的主要内容是:控辩双方各自提出量刑主张、分别出示量刑情节的证据并相互质证、就量刑情节是否成立进行相互辩论。对试点情况,笔者与S省高院院长共同负责的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在2009年夏天进行了调研。调查发现,量刑程序改革有其积极意义,但总体效果不明显,与制度预期之间存在不小差距。

在积极性方面,主要体现为通过对抗式量刑调查、辩论,量刑程序的透明性有所提升,量刑结果的公正性有所增强。问卷中,对于“量刑程序改革是否有助于提升了庭审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促进量刑公正”一问,71名试点法院法官中有52人(73.2%)持肯定态度,66名公诉人中有58人(87.9%)对此认同。就“量刑说理”进行的满意度调查中,66名公诉人中有34人(51.5%)选择“满意”或“比较满意”。进一步的访谈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上述结果的真实性。C市W区法院S法官认为,改革后的量刑程序让被告人、辩护人乃至旁听群众更多地了解了量刑决定做出的整个过程,从而使裁判的接受度得到提高。该院D法官则认为,虽然试点后的量刑程序加大了法官的工作量,但也减少了法官被人授口实的情况,因为即使有媒体和当事人质疑,法官可以说判决是严格按照量刑标准做出的。G市H县法院Z副院长表示,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可以避免因法官素质问题而产生的人情案、关系案,这也是对法官的一种保护。需要指出,上述情况不仅为S省的试点与实证研究所印证,而且也为笔者在云南等地的调研以及参与的量刑程序研讨会议(如2009年11月在济南举行的中国审判学会刑事审判委员会的年会专题研讨及相关材料)所印证。这表明,其具有一定代表性。

然而,量刑程序改革的积极性似乎也仅限于此。在量刑情节、量刑效果方面,量刑程序改革前后相差无几,而审判效率在改革后甚至有明显下降,由此引发不少试点地区法官、检察官的疑虑。具体表现在:

对抗式量刑程序的设计逻辑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量刑情节可以分为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法定情节是刑法明文规定在量刑时应当予以考虑的情节,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量刑情节有11类26个。酌定情节是刑法没有明文规定,根据立法精神与刑事政策,由人民法院从审判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在量刑时酌情考虑的情节。根据我国立法精神与刑事政策,一般来讲,刑事审判中应考虑的酌定情节有8种。

如果我们承认在定罪与量刑一体的庭审程序中,否定了法庭对量刑问题进行单独审判的可能,使得那些与定罪根据明显不一致的量刑信息无法有效地进入法官的视野这一前提性假设,那么,从逻辑上可以认为,之所以要设置相对独立的对抗式量刑程序,一个重要考虑是为了将那些可能影响对被告量刑的相关信息纳入法官的裁量范围,进而有理由认为,在一个对抗式量刑程序中,如果有较多与定罪根据明显不一致的证据或者信息被提交法庭,则表明对抗式量刑程序有其价值与必要,反之,如果这种证据和信息的增加量很小,对这些事实和证据完全可以在传统的程序框架内或者通过对传统程序进行微调的方式加以处理,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量刑程序的对抗式设计并不具有理论上所预设的价值。

在旁听了试点法院的庭审以及阅读、分析其庭审的材料后,笔者发现,与传统庭审程序相比,在适用官方的改革模式的庭审中,控辩双方提出的量刑情节和量刑证据虽然有所增加,但并不明显,而且增加的这些量刑事实和证据基本上都属于前科、犯罪后的态度、被告人的一贯表现、目前的家庭情况等酌定情节。比如有被告人提交待审羁押期间被看守所评为文明个人的证据表明自己犯罪后的态度,有辩护律师出示社区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