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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间性视域中的教育活动

一、此在与他人:共在与共同存

马克思指出，现实中的人具有双重地位。现实生活中的人不仅是直观的、现实的，而且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的。”(p.123)这意味着社会中的每个人既是一个具体的、特定的、属于自己的生命个体,又是社会的、类的生命总体的承担者。即人是个体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既是他自己,又是社会中的一员。离开了社会,个人的生命就不复存在,就像离开了个人,没有社会一样。马克思讲,人类社会以个体生命的存在为前提,但反过来,社会也规定着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产物,社会关系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才可能存在。所以,马克思从社会关系着手,揭示了个体生命并非孤立的、单子式存在,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共同存在。

20世纪的哲学家对于人的共在性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德国哲学家胡塞尔认为,每个生命个体都是一个独立的自我,但这些“自我”却拥有一个共同的生活世界——世界不只是我的,世界也是你的,世界是他的,世界是我们的。对“我们”的世界的认识,使胡塞尔解决了笛卡儿以来主体认识的困境:世界上存在着我的“思我”,而且也存在着他人的“思我”,我的“思我”与他人的“思我”本质上是统一的,因为他们认识的对象是共同的。在主体间性的思考中,胡塞尔所关心的是自我与他人认识上的关系,而海德格尔则以生存论的“此在”为其根本。他把个体当作“此在”,他认为,“此在”中渗透了世界和他人,“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在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此在自己本来就是共同存在。此在本质上是共在。”所以,“此在”不可能单独、孤立地存在,“共在在生存论上规定着此在。此在之独在也是在世界中共在。”(p.136、140)可见,海德格尔关心的是我与他人在生存上的联系,即我与他人的共同存在。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现代西方哲学都深深认识到,单独的个体“我”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我们”,“个体”只有在“共在”中才能获得存在的资格。生命具有共在性,这是生命的本然。

然而,历史发展的现实表明,个体生命并不是以共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是以一个自我封闭的、自我中心的、在相互对立中孤立的单子式存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起始阶段,“人依附于自然”,天人混沌不分,独立的个人尚不存在,个体也因此必须借助群体而生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个体支配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天人出现分离而且逐步走向对立,所以,在这种人对自然征服的关系中孕育了人的主体性。马克思说,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人在对自然的利用、占有、征服、改造中确立着人的主体性。人对自然征服中所表现出来的主体性迁移到人与人之间,表现为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征服、改造、占有和利用。在这之中,一些人逐步成为利用他人的主体,而另一些人则成为被占有和利用的对象,成为客体。原本生命的共在性演变成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控制,这意味着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主体。即便是成为主体的一部分人也不是共在的主体,而是自我的主体。直截了当地说,主体论的逻辑就是自我论的逻辑。

马丁·布伯试图通过区别“我与它”、“我与你”的两种关系,表明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不同。“我与它”的关系,是人之于世界的一种认识的、利用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把一切存在都看作外在于“我”的对象性客观存在,“我”根据自己的立场和需要对其进行认识,并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为“我”所用。与之不同,“我与你”的关系是一种主体间的“相遇”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不是把一切存在者看作外在于“我”的对象性存在,而是一种像“我”一样的主体性存在。这种“我与你”的关系体现为一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在“我与它”的关系中,“我”表现出的是“主体性”;在“我与你”的关系中,“我”表现出的是“主体间性”。因此,主体性处理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主体间性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在“人”与“自然物”的关系中,不管是对古代社会的奴隶,还是对现代社会的公民来说,人都是主体。但就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来说,则因时代不同而不同。古代社会的群体主体使个体丧失了主体性。近代以来伴随着工业革命和商品经济日渐发达的主体性则凸显着自我中心而排斥他人,把他人当作“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演化为“我与它”的主客关系。20世纪后期出现的主体间性理论,绝不是哲学家的自作聪明,而是与当代西方面临的主体性危机不无关系。主体性是在“主体——客体”关系中的主体属性,它适合于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但它不适合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主体——客体”框架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它是单主体,忽视、忘却了多极主体的共在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往关系。这种主体被“永远监禁在他的自我之中”,被判定像“城堡中的骑士”那样看世界,它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