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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槟榔文化探析

槟榔是我国古代传统的药材，具有消瘴去虫、消食除痰等功能。古岭南为“瘴疠之地”，当地居民嚼食槟榔消瘴，同时将槟榔用于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形成具有岭南特色的“槟榔文化”。目前学界对岭南槟榔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岭南个别地区的槟榔习俗和文学探源上，①对槟榔文化的表现形态缺乏系统和全局观照。本文立足于岭南文献，系统梳理岭南槟榔文化的表现形态，并就其成因进行归纳和总结，以期引发学界的研究兴趣。

一、岭南槟榔文化的形态

（一）“啖槟榔”的食俗

岭南嚼食槟榔的历史悠久，早在东汉时期，南海人杨孚就记载了将槟榔与扶留、古贲灰合食的方法。[1]晋广州刺史嵇含亦云：“以扶留藤、古贲灰并食，则滑美。”[2]当时岭南民众嚼食槟榔主要是为了下气、消食、杀虫、除瘴，着眼于槟榔的药用价值。

唐宋时期，“啖槟榔”成为岭南地区的饮食时尚。据广州司马刘恂记载，当时出产槟榔的安南人“自嫩及老，采实啖之”、广州地区虽不产槟榔，但当地的居民“亦啖槟榔”。[3]至宋代，广州地区民众对槟榔的嗜好已经是寸步不离了。[4]随着岭南民众对槟榔的喜爱，其食用方法更加精细和讲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程序：人们先将槟榔破开，再将调有蚬灰水的蒌叶裹着槟榔放进嘴里咀嚼，然后吐掉头口红汁再啖其余的汁水，除蒌叶和蚬灰外，还有其他香药。[4]这样一种啖法，已是一种精致的饮食方式了，他们追求的是“醒能使之醉。盖每食之，则熏然颊赤，若饮酒焉。”[5]的精神体验。

明清时期，“啖槟榔”的饮食习俗在岭南各地区进一步推广和发展，槟榔的制作和食用方法五花八门，出现了地域差异。明清时期岭南各地民众根据各自的喜好，将槟榔制作成槟榔青、槟榔肉、枣子槟榔等。槟榔包法各异，咸者直削、干者横剪，包以扶留，置之古贲灰，

结成不同的形状，携带在身，互相酬献。食用时，讲究蒌叶和古贲灰的放取要适中，嚼食要细嚥。[6]629海南地区的居民喜欢将槟榔与椰心嚼食，并加入由荔枝叶捣成的茶饼。[7]

此外，随着岭南民众“啖槟榔”食俗的发展，产生了与之相关的槟榔合（包），它与“啖槟榔”的食俗共同构成了岭南的槟榔食俗文化。槟榔合（包）是装槟榔的器皿。早在宋代就有广州富人用银盘装槟榔，穷人用锡盘装槟榔的记述。[4]明清时期，随着“啖槟榔”食俗的进一步发展和推广，为了方便携带，槟榔包（合）便应用而生。关于槟榔合（包），《广东新语》《粤中见闻》《南越笔记》等岭南文献都有记载，其中以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记述最为详细：“广人喜食槟榔。富则以金银、贫者以锡为小合。雕嵌人物花卉，务极精丽。中分二隔，上贮灰脐、蒌须、槟榔，下贮蒌叶。……包以龙须草织成，大小相函。广三寸许，四物悉贮其中，随身不离。是曰槟榔包。以富川所织者为贵，金渡村织者次之，其草有精粗之故也。合用于居，包用于行。”[6]P457

（二）“赠槟榔”的礼俗

古代岭南民众还将槟榔作为“礼果”，用于婚嫁、祭祀和人际来往等社交活动中，衍生出“以槟榔为礼”的礼仪文化，赋予槟榔特殊的社会意义。槟榔作为“礼果”在岭南民众礼俗文化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婚俗中。作为婚俗中的“礼果”，槟榔最初是用来招待婚族中的贵客，即“婚族客必先进”。[2]到明清时期，粤人普遍将槟榔作为委禽用于婚俗中，形成了“以槟榔为礼”的婚俗。当时作为“礼果”的槟榔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槟榔作为果子和其他物产如扶留叶、椰子等具有实物价值，槟榔聘礼的多少往往是婚礼中衡量富者与贫者的标准，也成为男方是否对女方看重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槟榔作为“礼果”具有象征意义，它象征着婚姻中的男子。因为“槟榔”与“宾郎”谐音，而“宾与郎皆贵客之称”，男子为贵客，故女子如接受了男方家送的槟榔，就表示接受了提亲的男子，要“终身弗贰”。此外民众又将与槟榔合食的扶留叶比作女子，槟榔与扶留叶合在一起，则象征着男子和女子在一起，即“一槟一榔，无蒌亦香。扶留似妾，宾门如郎”（注：宾门即槟榔也）[6]629。

槟榔作为“礼果”还在岭南民众的人际交往中具有现实意义，槟榔待客是其重要表现之一。早在晋代，槟榔就被林邑民众用作“礼果”招待婚族客人，以表示对客人的尊重和诚意。[2]唐宋时，岭南地区的民众形成“客至，不设茶，唯以槟榔为礼”[4]的待客习俗。明清岭南民众还将槟榔作为沟通人际关系的信物。如明代雷州人“人事往来以传递槟榔为礼。”[8]明代广西各地民众用槟榔作为宴会的请柬。此外，岭南民众还习惯用槟榔来化解矛盾纠纷，如“有斗者，甲献槟榔，则乙怒立解”[6]629

（三）“书槟榔”的诗歌

槟榔还成为文人热衷于歌咏的对象，从唐宋时便出现了一批以槟榔为意象的诗歌。《全唐诗》记有槟榔诗两首，分别为沈佺期的《题椰子树》和曹邺的《四怨三愁五情诗十三首·四情》。在这两首诗中，虽提到了槟榔，但槟榔并不是诗人歌咏的主要对象，诗人对槟榔的描绘流于外形，没有赋予更多的思想意蕴。

较之唐代，宋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