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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占时期沪上电影的基本面貌

一、影剧人的困顿：青岛剧社与孤岛剧运

“七七事变”后，日本旋即在上海挑起“八一三”战事，很快，上海沦为一座孤岛。像“联华”“天一”“明星”这样的大公司也难逃时代厄运，先后在战争中停业。沪上影人开始大面积失业，谋生艰难。这期间有许多影人逃离孤岛上海，退守香港，以做一时之打算，亦有不少人随着当时武装起来的上海戏剧界，组织起10个抗敌演剧队向大后方转移，但是仍有大量的沪上影人既没有南下赴港避祸，也没有向大后方转移，而是留在了孤岛的上海。

据我所知道的，现在电影从业员仍留在上海的，有英茵、谈瑛、吴湄、陆露明、顾梦鹤、陈燕燕、夏霞、童月娟等。电影及舞台导演留在上海的有欧阳予倩、许幸之、尤竞等。这些戏剧和电影界的人员，在孤岛上，生活大致很穷困(但也有意外富丽的)，电影一时无法复业，要这些人员自己谋生活，谈何容易？”

沪上电影进入孤岛时间后，影剧人因战事的缘故大批地失业，他们只好转变策略，来应付眼下艰难的生活，“青岛剧社”就是在这种情形下成立的。“这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它拥抱了所有上海的戏剧工作者，又吸收了不少新的分子。”该社的骨干人员，导演方面由欧阳予倩、许幸之、尤竞三位担任，演员方面有影人陆露明，英茵，吴湄、白虹等。在此国难当头、时事艰难的时刻，青岛剧社首要的营业宗旨，是解决影剧人的生计和活路问题，“是想演几出能叫座的戏剧，这样，可使生活有个办法”。

自1938年元旦始，他们先后在新光大戏院公演了《雷雨》《日出》《欲魔》与《女子公寓》及《大雷雨》等剧。欧阳予倩等影剧人在电影整体为战争陷落以后，从戏剧方面着手，展开了自救行动，他们的行动随之吸引了大批小剧团的参与，汇成洪流。自这以后——

上海的戏剧的空气逐渐地流动起来了。各种剧团都公开或半公开地争取着演出，许多小剧团的结晶体星期小剧场就先后陆续公演了《小丈夫》《越高上升》《结婚》《晚会》《黎明》等三十多个独幕剧。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孤岛剧运”。在孤岛戏剧运动中，发生了感人的一幕，即便在生活困难的战时，不少沪上影剧人仍然响应抗战的号召，组织义卖演出活动，支援前线战事。这场义演活动规模甚大，参加的戏剧团体很多，排定的节目如下：

上海剧艺社——人之初；互助剧团——花溅泪；银联剧团——缓期还债；华联剧团——醉生梦死；夜莺剧团——永久的朋友；保联、精武、益友、工华四剧团联合排演——阿Q正传；职妇剧团——大雷雨；中法剧艺学校——舞蹈；复旦剧团——生死恋，闻尚有其他剧团亦拟加入合作。

影界面对的情形则比戏剧界复杂得多，电影毕竟不像戏剧的流动性那么强，搭个台子就可以演出，它的制片、发行、放映环节方方面面都受到现实政治因素的制约，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沪上影业都处在一片无序之中，特别是在日人电影检查之下，更是导致了沪上电影长时间的混乱和萧条。

二、日人“电检”之下的孤岛电影乱象

从1937年12月下旬开始，日人对上海日占区开始全面展开接管行动。国产影片日占区放映须接受日方的检查，据《抗战电影》记载：

12月下旬某日，日方又邀请中国电影公司负责人，在华懋饭店开了一次茶会。那次被邀请的，只有新华、艺华、林华三家公司的代表……日方代表很客气，当场宣布了一点，是：目下经日方占领区域，仍然可以摄制或开映中国影片，但是须先送到虹口东和电影院检查，略收检查费。通过以后，即以日军占领区域通行无阻……

国民政府的“电检”制度尚能保全一部分现实题材的影片，早前左翼电影运动中产生的一系列强而有力的反映现实的影片便是实证。可是，在日本占据的上海，由于电影在经济、舆论宣传方面的有效性，便先于戏剧被日人盯上。日人电检的“严格”程度绝不能和国民政府的电检委员会相提并论，凡是不利于日人殖民的影片当然是要禁映的。而国民政府的电检委员会毕竟是以国家文化部门合法的姿态来制定电检条例的，其文化的宽容度、受文化界的制约的成分自不必多言。那么，留沪的上海影人能摄制什么样的影片，电影院又能放映什么样的影片，当然是早就被规定好了的。持续三个多月的淞沪抗战结束以后，留沪的各影业公司才在战争的阴霾中渐渐缓过气儿来。为营业计，电影公司和影院老板不得不“吃起老本”，重摄或重映早被唾弃的武侠、神鬼、僵尸、恐怖、艳情等流毒文化的影片，使得中国电影业又回到10年前的无序和混乱当中。

在这种情形下，连沪上的两家最重要的电影院线“金城”和“新光”也是一派萧条。金城和新光这两家专映第一流国产电影的戏院，“也因没有新片改映三四流的西片”。新光在最艰难的光景甚至萧条到靠上演评剧招徕观众的地步，平日也多半是由青岛剧社的话剧苦苦支撑着。就新开映的国产片而言，情形也是相当惨淡的，绝少有“八一三”以后新的出品，像汤杰、桑淑贞的《鸿运高照》及“艺华”的《三零三大血案》都是在战前完成的。真正是“八一三”以后新出品的电影，只有《飞来福》《乞丐千金》《古屋行尸记》《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