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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下的快意江湖

摘要徐克电影《智取威虎山》在对《林海雪原》小说、革命样板戏等前文本的互文性改编中，以武侠与黑帮杂糅的英雄叙事类型重新包装了剿匪传奇故事，实现了对红色经典的增殖再现j政治逻辑与市场经验合谋成功的背后，也让我们思索“红色经典”在与当代文化对接中，如何开掘其精神道德资源，实现其历史超越性的问题。

关键词智取威虎山；红色经典；类型电影；改编

徐克导演的电影《智取威虎山》以近9亿的票房和良好口碑成为岁末电影市场的赢家。电影在对1957年出版的小说《林海雪原》、1960年刘沛然导演的同名电影以及自1958到1971年间增删修订而最终定型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等诸多前文本的互文性改编中，通过一个侠匪对决、正邪较量的类型故事，引领观众重温英雄岁月，重现主流价值观，实现了对红色经典的增殖再现。主旋律商业电影的定位也使其成为香港与内地电影市场经验与政治逻辑合谋的成功案例。

一、改写样板戏的形神关系，重回英雄传奇

徐克电影《智取威虎山》改编自建国后“十七年文学”巾的红色经典小说——曲波《林海雪原》，小说《林海雪原》以单纯的线性叙事结构叙写了在解放战争初期东北一支解放军小分队林海剿匪的传奇故事，描绘了剿匪过程中的四大战役：奇袭虎狼窝、智取威虎山、绥芬草甸大周旋和大战四方台，歌歌了战斗中的英雄。不同于当前一些对文学经典如《西游记之大闹天宫》等重构原著故事和人物关系的颠覆、解构性电影改编思路，也不同于2003-2004年间对以《林海雪原》为代表的红色经典的电视剧使其“丰富性”的改编手段，①徐克电影对小说基本采取了忠实性的改编原则，同时明显借鉴了1960年刘沛然导演、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林海雪原》和白1958到1971年间增删修订而最终定型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等前文本，以大众熟悉的“智取威虎山”作为电影故事的叙事核心。刘沛然电影《林海雪原》取小说剿匪斗争中的“智取威虎山”一段充分演绎，没有太过激烈地渲染政治气氛，而是以革命乐观主义风格对人物进行了理想化塑造。王润身饰演的杨子荣形象机智、勇敢、豪气冲天，以气拔山河的气势打垮了猥琐、狡猾、凶恶的土匪势力。这一版本电影的特色是使小说最具传奇性的“智取威虎山”故事被忠实继承下来，成为日后戏曲、电影等艺术文本演绎的核心情节。1958到1971年间增删修订而最终定型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的形象逐渐被政治话语规训为革命历史的“政治范本”，徐克《智取威虎山》通过对样板戏人物和故事的改写，弱化甚至消解了“红色”气质，实现了“去政治化”，通过表现一个除暴安民的侠义类型故事，改写样板戏的形神关系，重新叙写了小说的剿匪传奇。

首先是围绕主要英雄人物杨子荣形象的改写。样板戏中杨子荣是苦大仇深、智勇双全的高大上的英雄形象，人物形象被政治符码化，电影对杨子荣进行了人性化塑造，他的出场有些神秘，作为优秀侦查员的英雄前史不被人识，拿锅铲做饭和唱二人转的凡俗性让小分队成员质疑上级派他来的作用。样板戏中少剑波和杨子荣是上下级组织层面的同志关系，在电影中二人更像惺惺相惜、共系生死的兄弟。杨子荣独闯虎穴的想法被质疑就准备单独行动，他的固执无纪律，消解了他的军人身份气质，更像是江湖世界中特立独行的侠客。样板戏中“对党赤胆忠心”是杨子荣深入虎穴的原由，电影以拯救饱受匪徒涂炭的夹皮沟百姓为杨子荣上山的动机。样板戏中杨子荣形象挺拔、庄重、高大、整洁，电影中他深通汀湖之事，说着土匪的黑话，亦正亦邪。样板戏中杨子荣打虎上山，深入虎穴，与匪斗智斗勇，表现的是“甘洒热血写春秋”的革命豪情壮志，电影巾则旱现为除暴安民的侠肝义胆。总之，经过徐克的改写，高大全的革命英雄杨子荣被还原为类型电影中带着豪侠之气的义士形象。

其次，对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增删改写。徐克电影继承诸多前改编文本，以“智取威虎山”为叙事核心，以杨子荣为核心人物，重点表现了剧情张力十足的几个段落：夹皮沟保卫战，杨子荣打虎上山，深入虎穴与匪周旋、斗智斗勇，除夕夜决战威虎山。电影减少了少剑波与白茹的爱情描写，增加了由于匪患而流离失所的栓子和他娘两个人物的遭遇。电影诉诸的是剿匪、保卫村民的和平愿景，栓子和他娘的遭遇就是夹皮沟村民受匪害的典型，杨子荣和小分队的行为动机不是抽象的革命目的，而是具体的除暴安民。

最后，重回英雄传奇。从1958年版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到1971年版的革命样板戏的版本流变中我们看到，为迎合各种政治症候，尤其是“三突出”文艺原则，《智取威虎山》的戏剧人物和故事在各个时期被重新指定和设计，最终以充分展演英雄的阶级本质为完成本。在一系列增删改动中，戏剧人物赖以生存的真实情境严重减弱，甚至被抽空，“作为叙事核心的人物转向本质化的戏剧角色后，非情节化，去传奇化，亦是必然。故事性，传奇性的消亡，正是为了转换到好坏两极的角色对立的革命仪式中去。”徐